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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8日 · 網路上流傳著一張對比歐美和台灣人才養成差異的迷因（meme）哏圖，若將人生階段分為學前、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歐美作法是逐步培養生活管理、環境探索、夢想找尋、生涯選擇和實務等能力，台灣則是直到高中都塞滿了讀書考試，大學後得要一舉練
2016年6月7日 · 余炘倫屬於「編制內」這一類，他是英國艾塞克斯大學（Essex）社會學博士，2013年回台，也同樣遭遇教職市場緊縮的困境，與許多本土博士一樣西進，他最後到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 抄襲的時間判定：應以「第一版」日期為依據
- 缺乏足夠法源保護，釐清事實、調查難確實
- 只罰學生、卻對指導教授「超級友善」的法規
- 重探研究的本質：求「新」才是原始初衷
兩篇文章如果有相當程度的雷同，那一定有一篇是抄襲的。但是「誰抄襲誰？」就是個難決的問題。事實上，未必公開出版時間較早的一定是「被抄襲」的一方，因為一篇學術論文的完成通常得經年累月，如果還需要經過同儕審查的過程，那公開發表的時間會遲於完稿的時間；若是一篇論文投稿的過程一波三折，不是一投就中，而是被不同期刊拒絕了幾次之後才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那麼要從各種公開的收稿、審查、發表的時間紀錄來推測完稿時間就更難。 碩士論文也是。以台灣的修業年限來說，一本論文從主題發想、資料收集、實驗或調查工作進行、結果分析到最後的綜述討論，整體時間花費通常需要1年以上，超過2年也是常見的情況。而在1、2年內不斷的增減修改中，哪些段落是在哪個時間點完成的，是無法從論文的完稿日期看出；若是要判斷兩本論文是誰抄誰，實務上來說...
雖然「第一版」出現的時間點認定，於幾乎都是用電腦文書處理軟體書寫的時代，在技術上並不是件難事，關鍵的證據應該都存在雙方的電腦、電子郵件信箱或是雲端硬碟裡；只要請資訊相關專業人員來判定檔案內容的修訂歷程、檔案內的各種相關紀錄是否有被變造過，就可以得到客觀的結果。 但實際的困難是，即便依《國立台灣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第16條： 若是作者以「隱私權」為由，不肯把整部電腦搬過去、電子郵件信箱與雲端硬碟全打開供調查單位檢視，只願意自行拷貝或列印出單一檔案給調查單位，這樣能說「被檢舉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拒絕配合前項之要求」嗎？ 即便作者使用的是公家的電腦，根據第17條： 但是財產上屬於公家的資訊設備內之私人檔案，財產管理單位是否有權在作者不同意的狀態下，打開這些不知與案情有無關...
發表到國際期刊的論文如果出問題，列名的作者都需要擔負責任，因為所有作者都是屬於「合作」的關係，在身分上是平等的，有差別的只是貢獻度。 但碩博士的論文如果出問題，「照理說」，指導教授應該要擔負較大的責任。因為論文是學生「學習」的過程，所以指導教授有義務關照這本論文的所有細節，提醒與教導學生學術倫理規範。如果學生的論文抄襲造假，不管是否是學生刻意隱瞞，指導教授都難辭其咎。更遑論指導教授知情、默許甚或主動引導學生抄襲或造假，那是不適格的教師，必須要有所懲處。 回到法規面，若檢視台大的《國立台灣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通篇顯示不管學生犯了抄襲、舞弊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該罰的都只有學生；條文中提到「指導教授」的只有第8條： 就「說明」，然後，沒事。 若再檢視《國立台灣大學...
最後，我想給廣大的研究生們建議。「研究」的英文是「research」，本質上，是要發現新的現象、發明新的東西、談出新的想法。而再怎麼有名的學校，規模再怎麼大的實驗室、名氣再怎麼大的指導教授，都沒有辦法窮究所有新的事物。 所以作為一個研究生，也要常常給自己一個「re-search」，重探的機會，停下來想一想：對人生或是對學術研究，更遠一點的想法是什麽？是不是非得這個主題不可？是不是非得跟隨這個老師不可？也要常常「re-search」自己追求「新」的原始初衷是否還在？如果心境已經隨時間而轉，適時地轉個身，不一定要執著在研究這條路上，也許可以得到更精彩的收穫。
2018年9月11日 · 教育社會學者 黃毅志 有許多針對國中畢業後的升學研究、或前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柯華葳等對於國小國中的跨國學力比較 研究 ，無不指出和林、沈類似的結果──學生的升學機會、學業成就與其社經背景息息相關：家裡比較有錢的學生、父母學歷較佳的學生、住在都會區的學生、主流族裔的學生（簡稱優勢學生），其學業表現及升學機會優於家裡比較沒錢的學生、父母學歷不高的學生、住在鄉下的學生、弱勢族群的學生（簡稱弱勢學生）。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根據學者陳淑麗、洪儷瑜的研究 ，在我所處的花東，六年級識字低成就的學生，其識字量還不到全國小二的平均值；九年級識字低成就學生，識字量還不到全國小三的平均值，而且學校規模愈小，識字低落的情況愈嚴重。
2023年2月19日 · 余睿羚表示，目前成大增聘的人力不是終點，新上任校長很注意學生心理健康，兩人幾番討論後，希望能往1：700的專業輔導人員師生比目標邁進。她說，法規只是平均值，從過往頂大頻傳自殺來看，成大學生的需求很可能更高：
《報導者》深度採訪10位一路就讀明星高中和頂尖大學的年輕人，他／她們生於1990年後，介於即將離開校園或初入社會的年紀，卻深深為情緒困擾所苦；與學業纏鬥「成功」後，卻開始與自己的情緒糾纏，進而走入了學校的心輔室，諮商、吃抗憂鬱藥，甚至自傷，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停滯掙扎。 我們走入這群年輕人的生命地景，亦採訪其親友、心理師等陪伴者，也從青少年研究學者、他國青少年生命狀態，試著理解這一代高學業成就年輕人為何陷入心理痛苦？ 年輕的他／她們如何與憂鬱和焦慮共處？ 與上一代有相對緊密親子關係的年輕人，為何難以向父母開口訴說？ 家庭與社會如何避免把愛錯譯成傷害，加速將他／她們推開？ 專題也試著盤點台灣社會的心理支持體系，對這群年輕人的支持存在什麼缺口？ 作為一般人，我們又能夠如何陪伴與承接？
2016年6月7日 · 9天，我們走訪了上海、廈門和廣州，回台之後又直奔嘉義，從內蒙古大學的助理教授余炘倫那兒沾染一些邊境草原的氣息。 這一段路對他們而言是漫長地，我們區區的9加1天是搆也搆不上這漫長的一丁點兒，這條路還是要走下去，酸甜苦辣是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