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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1日 · 在 1962 年，台視播出「李天祿亦宛然掌中劇團」演出紀錄片，而這篇文章訪問的，是李天祿之子，陳錫煌。 （責任編輯：連柏翰） 掌中戲國寶陳錫煌。
- 歐陽子：我們的國家是「吉─屋─卡─民─可─古」
- 林文清：「哇台灣人」
- 蔣經國：「我已經是台灣人了」
-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語言遊戲
- 維根斯坦盒子裡的甲蟲
- 誰是台灣人?
與白先勇同輩的作家，定居奧斯汀的歐陽子其實早在1949年之前就碰到過這些問題；那時她才5歲！2015年1月號的《印刻文學生活誌》刊登了她〈日本童年的回憶〉一文，其中有這一段她（智惠子）與姐姐（美智子）兩位小女孩與她們三叔的對話：
啞吧被逼急了竟冒出一句話來──「哇台灣人」──才替自己解圍。這是侯孝賢及其編劇朱天文、吳念真的神來之筆，但也反映了台灣人認同浮現初時的驚悸與悲憤。 二二八以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是中華民國認同在寶島台灣的全盛時期，我這一代人讀小學時體驗了說台語要受到處罰的恐怖。我就讀的台中國小就發給所有學生一張卡片，上面印滿了從1起忘了到好幾的數字，要學生隨身攜帶。規定每說一次「方言」被抓到便劃掉最小的數目，同學之間還要互相檢舉。然後一段時間之後總清算，按照卡片所記錄的次數處罰。 有一次，有一位同學在回答老師提問時，不經意用台語回答，老師竟然立刻罰他跪下直到下課。而我自己有一次母親節不小心把卡片留在換洗的制服裡給媽媽洗了，星期一早上發現洗爛的卡片，大哭大鬧不敢上學。這些陳年往事，在我的記憶中經常浮現。
台灣人認同的壓抑，要一直到黨外運動在1980年代不斷衝撞國民黨政權之後，《悲情城市》啞吧林文清「哇台灣人」的話語才得到政府的認證。那是蔣經國在其晚年終於吐露出的外省人的悲情： 蔣經國說了這話之後四年，也就是1992年，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開始在全國民調中作「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測量。其問卷問的問題是： 有趣的是：這裡「中華民國」已經不被列為選項了！ 二十五年來，這個問題在各機構的民調中被一問再問，台灣人認同趨勢攀升。根據民調結果的起伏動態，政治人物也紛紛在選舉中表態。當年美惠子、智惠子小姊妹與三叔的問答、《悲情城市》劇中啞吧林文清與暴民的問答、臨終前蔣經國對國人的表態，已經成了台灣全民生活形式的一部份。用哲學家維根斯坦的話來說，它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的一個「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認為一個字詞的意義不能脫離使用者的生活形式 (form of life)，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語言使用者說出字詞，同一脈絡中人自然懂得而有所回應。字詞的一來一往密切配合著生活形式中語言使用者人際之間的互動，有如在玩一種遊戲，因此維根斯坦稱之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 因為生活形式不同，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語言遊戲中也會有不同的意義，這些不同的意義可能有所重疊，但不會有共同的核心意義。這種意義的蔓延，維根斯坦把它稱作「家人相貌的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比如兒女跟父母在相貌上各有部分相似，但要說全家相貌的特徵，卻又舉不出來。維根斯坦的門徒們喜歡用一個過度簡化的口號來點明這種對字詞意義的理論；「意義就是用法」 (m...
維根斯坦的意思並不是說「甲蟲」這個字詞不可能出現在社群的語言遊戲之中，而是說當它在語言遊戲中被使用的時候，它不可能是在指涉一個東西、一個實體事物。 這與上述「意義就是用法」的反本質主義哲學是一致的：例如社群的人們可以談自己的「甲蟲」以資炫耀，或問起別人的「甲蟲」以為寒暄，「甲蟲」這字詞在炫耀、寒暄等生活形式及其所相應的語言遊戲中有用，但每人各自的盒中物不是這個字詞的意義或本質，因為每個人的盒中物根本可能就完全不一樣。更進一步說，只要在語言遊戲中有用，「甲蟲」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有本質。 我們日常話語中的「台灣」、「中國」、「中華民國」亦然。這些字詞當然可以有時、空、法理上的指涉，但在日常使用時，我們通常會覺得它們代表了心中的一種感覺或印象；所謂「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之類。 維根斯坦的哲學...
「樂」與「痛」一樣，都是內心的感覺。在不能夠直視別人內心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知道別人快樂與否, 別人又如何能知道我們快樂與否？一個人可以撫著胸口說：「我好快樂」，我們如何知道他不是心痛？維根斯坦會認為「樂」與「痛」一樣，都是「盒子裡的甲蟲」，這些字的意義並不在於它們指涉內裡感覺，而是在於當下語言遊戲中的用途。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知道別人快樂與否，而是說我們不能、也不需要直視別人體內才能知道別人快樂與否。 在共享各式各樣生活形式的社群裡，我們看到小孩嘻嘻哈哈蹦蹦跳跳，我們自然知道小孩是快樂的，而會在談話中使用「樂」這個字。我們看到鯈魚之「出游從容」，以我們的生活形式來了解，然後對身邊的朋友說「你看，魚兒這樣自自由由游來游去好快樂」其實是很自然的「我們的」一種語言遊戲。 國家認同並不是原生的屬性...
2017年4月21日 · （責任編輯：林芮緹） 文／唐若筑、編輯／方綺、李柏寬. 臺大學生會文化部舉辦的《不只是》影展，三月份的單元主題為永續，總計放映了十二部片及數場映後座談，這篇文章側記了紀錄片《我和我的T媽媽》導演黃惠偵和觀眾分享的拍攝緣起及電影意涵。 一起來看看《我和我的T媽媽》與導演的故事吧！ 電影導讀：我的媽媽是同性戀，耗盡一生追尋自我認同. 《我和我的T媽媽》這部電影，說的是黃惠偵導演自身的故事。 她的父親酗酒、家暴，於是母親帶著她和妹妹兩人離家，開始做起牽亡陣（一種超渡往者的儀式），她也只得輟學投入工作。 再加上她的媽媽是位同性戀，因此在當時那個同性戀被視為不正常的保守年代，她於是困惑、質疑起家庭及自身。 二十歲離家，因緣際會學起電影，黃惠偵後來透過影像重新梳理了與媽媽之間的關係。
2019年11月29日 · 故事的背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英屬馬來亞被日軍佔據，一對姐妹張雲林（姊姊，李心潔 飾）、張雲紅（妹妹，林宣妤 飾）被抓去戰俘營，而在日軍投降後，獨自逃出的姊姊始終對不幸罹難的妹妹感到自責不已。. 帶著這個再也離不開心裡的痛，雲林 ...
謝金燕今年跨年又再次趕場了，但網友不只聚焦她的臉部進化，又質疑她唱新歌時「戴口罩對嘴」，而姊姊本人也大方在臉書霸氣回應「戴口罩唱歌，不用猜當然是對嘴！
2017年2月17日 · （責任編輯：林芮緹） 由Gisling – 自己的作品 ，CC BY 3.0. 軍機初成. 軍機處是什麼？ 此時此刻，恐怕就連雍正自己的感覺也是非常模糊。 從機構名稱的反覆修改便可以得知，它多半是靠著雍正的摸索才逐漸定下來。 最初階段，它可能只是為了解決軍需問題，但在接下來的日子中，雍正慢慢發現，情報傳遞和戰略決策，乃至於情報的保密等等，都需要做通盤的考慮，於是才改稱軍機處。 今天的人們僅僅從軍機處這三個字便可以推測，它一定是和軍事，尤其是和軍機直接相關，這其實也是一種合情合理的猜測。 軍機處是什麼？ 對於眼下的張廷玉來說，他暫時也難以立刻說清楚。 就成立之初的情形而言，它只是一個臨時搭建，簡易而又狹小的木板房，而且夏天悶熱、冬天寒冷，辦公條件非常簡陋，但他必須每天前來簽到值班。
2016年12月13日 · 林郁珊開始分析時尚業界大數據的動機其實是源自她對於夢想的掙扎。 為了完成學業，她放棄了台灣的模特兒合約機會。 她透過選修與時尚有關聯的社交網路分析課程，希望能繼續接觸這個興趣。 在課堂上，老師提到可以把想要討論的概念轉換成點與點形式的網絡，她認為時尚圈中設計師間互相啟發的概念或許也可以套用到這門課上， 除了用大數據來找出誰是最常啟發別人的品牌/設計師外，設計師或品牌如何用社交媒體來宣傳他們的商品也是研究對象之一。 她提到，時尚界的科技化速度其實比其他業界更慢。 林郁珊說，當時從時尚相關產業人士的口中得知，他們認為時尚是業內人士才可掌控的事情，外界人士不能準確預測未來的時尚潮流。 但是隨著消費型態的改變，其實已經有越來越多潮流反而是被消費者帶著走，而不是時尚界引領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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