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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國民法官. 從 7月21日全國首件國民法官案件 於新北地方法院做成判決後，已陸續有不同的個案在 台北地方法院（7月28日宣判） 、 基隆地方法院（8月4日下午宣判） 展開，過往離一般大眾生活經驗遙遠的法庭活動，也透過大幅的報導與公開程序完整呈現出來。 在案情與判決結果之外，對於法律人──尤其是站在被告角度的律師而言，卻明顯看到檢辯雙方在新制度中資源與力量的不對等。 法庭上「審檢辯」缺一不可的三角平衡中，《報導者》試圖探問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國民法官制度參照的藍本──日本發展經驗又能給予我們什麼啟示？ 「從這兩個案子確實看到，辯護人的資源跟檢察官的系統確實是有落差的。
2023年9月7日 · 根據2020年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國民法官法》，2023年起國民法官制度正式上路施行，殺人等有期徒刑10年以上重罪，將由「職業法官3人」及「國民法官6人」，總共9人組成國民參審法庭，寫下我國民主進程與司法制度嶄新的一頁：多年來嚴格限於專業人士（法官、檢察官、律師）才得以行使職權的司法領域，史無前例由不具備專業背景的普通人民參與審理與判決。 從2018年起，《報導者》即密切關注模擬法庭階段的國民參審運作實況。 今年（2023）7月中，第一件進入國民法官公開審理程序的「季婦殺夫案」於新北地院展開，採訪團隊全程記錄首起國民法官指標案件，以及後續包括台北地院的酒駕致死案、新北地院的單親母殺子案，除了留下歷史時刻的見證，並嘗試從個案罪與罰的討論中，進一步從更廣闊的視野，探問社會問題的結構性本質。
2023年9月19日 · 孟加拉於當年因國際刑事法院判決1971年獨立戰爭時的穆斯林政治人物須為戰爭犯行負責，引發群眾激烈抗議，導致多人死亡。 （攝影／Getty Images） 修復式正義，目的不在追究加害者責任，而是著力於受害人及其需求。 透過調查報告與對話，尋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著眼於未來之建設性關係，為其特徵。 舉世聞名的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即是著例。 正因南非經驗太為人傳頌稱道，以致常有將轉型正義與修復式正義，直接劃上等號，以為南非真相和解就是轉型正義唯一作法，視不採此路徑者為異端錯植的誤解，國內也不罕見。
2016年11月21日 · 2016年底舉行的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主題聚焦轉型正義，並邀請多名國際法學專家發表意見，其中現年78歲的理查・葛斯東（Richard Goldstone）親身參與20世紀幾個轉型正義的關鍵時刻，曾任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及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的他，是該領域全球素孚眾望的專家之一。 在離台前夕，《報導者》與他進行專訪，暢談訪台期間的觀察與過往經歷。 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擔任法官時，葛斯東就在體制內透過法律解釋，讓某些不平等法令無效化，進而為黑人爭取平權，被譽為「南非白人統治階層中最值得信任的人」，公正地致力於各方對話的精神，為往後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開闢出實踐的道路，終結了種族隔離體制，使國家邁向新生。
2023年10月16日 · 解放軍對西南海域的布局，是為阻礙台灣盟友由巴士海峽介入台海。 至於對日本海域的侵擾，則凸顯解放軍希望嚇阻台海北方的駐日美軍、日本自衛隊。 日本過去的主要假想敵為俄羅斯與北韓，但綜觀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公布的日本航空自衛隊「緊急起飛」紀錄，自2019年至今，共機對日騷擾數量達2,430次，已占全日本防空區的比例7成。 於是在2022年12月16日，日本完成了本世紀最關鍵的戰略轉向，首相岸田文雄批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整備計畫等新版「安保三文書」，將中國定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性挑戰」。 岸田文雄更指示，以5年期逐步增加國防預算，占日本國內生產毛額（GDP）比例將由1.08%逐步調漲至2%，5年總額預估為43兆日圓（約新台幣9.95兆元）。
2020年7月18日 · 是生理問題還是心理問題？ 政治如何決定憂鬱症的描述及治療？ 性別、年齡、族群文化、貧窮、自殺與憂鬱症又有何種關係？ 他採訪大量病患、醫生、科學家、藥物研發者，並書寫自身經驗，試圖帶我們理解這個最難以定義的疾病。 我首次罹患嚴重憂鬱症，是在20年前。 我幾乎半輩子都患有精神疾病，已經無從想像自己沒病時的模樣。 憂鬱症似乎更像是我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我生的病。 某些時候，憂鬱症就等同於我，但無論什麼時候，憂鬱症至少都是一部分的我。 我不再盤算什麼時候可以擺脫治療，正如同我從不去想什麼時候可以不吃不睡。 憂鬱症成為我的特點，而要釐清這有多少是由於我和憂鬱症打交道的經驗，又有多少是源於我公開談論憂鬱症的態度所建立的身分，其實並不容易。 身為「職業憂鬱症患者」，與疾病纏鬥20年的人生.
2022年2月26日 · 本文則節錄自《殺人一舉》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訪談，該片除了講述血腥駭人的國家暴力，也讓大屠殺劊子手「扮演自己」，實驗性手法引發對紀錄片形式邊界的思考，在2012年發表後迴響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