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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2日 · 2021年8月16日，中國時報版14. 思想史大師余英時先生辭世，海內外知識界痛失學術巨人。 後學如筆者雖不習文史，亦同感震悼。 自問歷史雖終將翻頁，但一個時代終結之後要多久，才能佐證余先生自許的「樂觀」？ 細思之餘，尤感極恐。 筆者初識余氏著述，方當1990年代初期臺灣社科界盛行「韋伯學」（Max Weber）研究。 德國社會學巨擘韋伯定鼎之說，在探討西方資本主義興起。 他 一反馬克思物質論，主張新教倫理為其精神根源。 此旨至東亞經濟崛起之初， 挑發了儒家傳統究竟阻礙還是促進中國近世商業經濟之爭論。 臺大政治系當時 也有新銳教師專門開設課程，批判性地加以探討。 余氏當時借鑑韋伯的「理念 型」與「宗教倫理」，闡發了比西方「公共知識份子」更早勃興的中國「士」 的精神和後來「儒商」的傳統。
2021年8月5日 · 總的來說，余英時治史有三大特色： (1) 領域極廣：橫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 (2) 範圍極闊：上自春秋戰國，下至當代，都有專題論著； (3) 擅於援引西方理論：有別於錢穆的牽強附會，余英時用「狐狸」、「刺蝟」 (出自伯林 Isaiah Berlin) 分戴震與章學誠，拿柯靈鳥 (R. G. Collingwood) 的歷史思想與章學誠的相提並論，都是經過咀嚼、消化，言之成理。 余英時對政治保有遙遠的興趣，一生反共，對兩岸三地受壓迫者發不平鳴，這與傳統儒家講究「外王」相一致。 惟其不同意錢穆一味守舊，傾向循序漸進的西化，以實現民主自由為總目標，頗有「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的況味，以及自由主義的思維。
2021年9月12日 · 余英時教授可說是繼胡適、錢穆之後，最具影響力的當代中國思想史學者，但是說來慚愧，我雖然喜歡歷史，但是卻一直怕讀不懂而不敢碰余教授的著作。 隨著余教授於今年八月辭世，在傳統蓋棺論定的習慣下，讚揚他的人、以及咒罵他的人紛紛冒出頭來，讀了幾篇網路文章之後，心得如下： 許多讚揚他的人以及咒罵他的人都不曾認真的去讀他費盡心思完成的著作，大家只是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不知道從哪裏來的偏見，跟風式的發表制式的評論（請參考綠藍紅媒立場顯明的報導） 。 為了更清楚的了解余教授的學思歷程，我決定好好的讀一本余教授的著作來紀念這位當代大儒，首選就是這本的「歷史與思想」。 余教授在自序中這樣說： 為了照顧到一般讀者的興趣，選在這部集子裡面的文字大體上都屬於通論的性質，凡屬專門性、考證性的東西都沒有收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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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7日 · 余英時先生逝去 中國在哪裡｜方格子 vocus. 趙喆. 發佈於 趙喆的 Premium. 2021/08/07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余英時先生走了，他生前曾說過，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如今他走了，中國將到哪裡？ 這讓我想到了東漢馬融與鄭玄與故事，鄭玄拜别馬融之時，「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但余先生?有給我們答案，他一旦仙逝之時，他的「道」要往何處去。 創作者正在準備中. 本篇內容共 656 字、0 則留言，僅發佈於趙喆的 Premium. 前往專題. #修昔底德陷阱 #余英時 #中國文明. 趙喆. 查看作者. 若是中國的歷史與文明不能回到中國這塊土地上，那將要何去何從 修昔底德陷阱, 余英時, 中國文明, 中國, 歷史, 余英時, 土地, 去中國化, 台灣.
2021年8月7日 · 發佈於 雜燴時光. 2021/08/07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我書讀的少，很早以前就有餘英時的一本大熱著作《士與中國文化》，但自打有就沒有翻過。 我是一個有佔有欲的人，什麼東西都想要，有了，就束之高閣，但心裡就定當下來。 所以，也好，我此生都沒有積得什麼學問，終不敢以道理服人。 最近余英時去世，我開始讀他的《余英時回憶錄》，還不錯，三天功夫，看一半下來。 我喜歡讀人的自傳，似乎也只有人的自傳我才能輕鬆的讀得下去，比如李敖，著作等身，我真看幾遍的也就是他的一本回憶錄。 李敖和余英時不一樣，李敖喜歡吹噓自己，以前書裡看，便覺得此人的面目在自傳中栩栩如生，後來在電視裡看，和印象如出一轍。
2021年8月8日 · 余英時博士在當時正處於上述兩種史學寫作的「典範」之間，一方面他既是專精研究古代儒家的經典文本，另一方面卻又不斷追問著歷史與他所處的時代之間的關聯，也就是實踐倫理上的問題，這點在他的著名論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體現的最明顯。 這樣一種夾雜在兩種典範間的歷史寫作也鼓舞了好幾個世代的學人，尤其在那個被中國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時代，台灣的學者多半在歐美等地留學後，就心心念念著要把西方古今帶有民主或啟蒙色彩的文本引進台灣學術界，乃至大眾政治的領域之中。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2021年7月16日 ·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一書為余英時所作，當中集合四篇獨立論文，跨時幅度從春秋戰國至魏晉南北朝。 除了第一篇〈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 (1978)著力在上古時期，其餘三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以及續篇〈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轉變〉 (1979)則主述東漢、魏晉之際。 四篇文章成文時間亦不一，足足相去二十餘年，第二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的轉變〉發表於1956年，是最早完成的一篇。 這與余英時的研究歷程相吻合，在1950年代至完成博士論文的期間，他專精於魏晉南北朝及漢朝的社會經濟史，拜於錢穆與楊聯陞兩位大師門下。 在兩位老師的訓練下，練就一番卓越的治史功力，同時掌握東、西方思想精要，也使得他更能從大格局中的「變」去思考中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