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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1年9月26日 · 許瑋甯(左)與邱澤(右)在《當男人戀愛時》裡的表演,不僅獲得觀眾喜愛,也雙雙入圍2021台北電影獎最佳女主角和男主角。(照片提供/金盞花大影業)

  2. 2021年7月16日 · 浩婷(許瑋甯飾演)則是在農會工作的金融人員,生活的重心除了工作以外,就是獨立照顧著日漸孱弱的父親,還有面對一張張繳不完的帳單、一直拖延繳交的病房費用。

  3. 2017年11月24日 · 第54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在25日晚間開始,螢光幕前諸位電影工作者閃亮登場,男神女神們在星光大道上爭妍鬥豔,粉絲們熱情相迎⋯⋯ 毫不例外的,《報導者》要帶大家從不同的角度踏上紅毯,那些閃閃發光鏡頭背後,是每一位工作人員的努力。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 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 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立即支持. ©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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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不斷前進,卻也不斷遭遇阻礙與受傷的暴力
    • 決定物種生存的暴力
    • 性別的暴力
    • 懲罰的暴力
    • 如何以創作切入社會?
    • 怎麼從創作裡,辨識你來自台灣?

    我駐村的森林小鎮Bengtsfors,位於瑞典西南方,每天只有兩班公車可以離開那裡。有一天,我在車站遇到了一位阿富汗難民,他跟我分享如何花3年的時間來到這:他先從阿富汗經過土耳其再到義大利、德國與丹麥,最後走一條跨海大橋抵達瑞典。 在我短暫離開森林小鎮的期間裡,巴黎發生了恐怖攻擊事件,當我再度回到小鎮時,感覺一切不太一樣了。我們知道北歐國家是難民的天堂,但在恐攻後,他們重啟了嚴格的國境管制,驅離了半數的難民。當我回到駐村與瑞典藝術家談論這件事情時,他告訴我,他不知道自己應該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因為這與他們一直以來相信的信念不一樣,因此他開始覺得「不知道」,也開始逃避談論這件事。 過往我們對難民的想像,可能是從照片裡知道他們過得很不好,這屬於一部分很人道的想法;但也有一部分的人認為,難民政策導致...

    我在瑞典的駐村夥伴是一位當地藝術家,他的爸爸是獵人,不是興趣上的獵人,而是政府的公務員獵人。他告訴我,為了維持森林的生態平衡,政府獵人會去計算森林裡物種的數量,當超過時,就需要控管進而獵殺以達到平衡。我聽到之後第一個想法是「為什麼人類有權利去決定某種生物需要多少數量?」即使這裡的人們是帶著畏懼在面對自然,但卻為了替自然著想,而射殺裡面的生物。我覺得這是一種暴力的開始。 當我得知「獵人」這個職務時,我設計了兩件作品:〈在路上〉與〈當我的話語是麥粒〉。畫面裡,麥粒代表了指南針,瓶罐則是練習射擊的靶,即使當瓶罐被人擊碎,麥粒仍永遠指向對的地方。 〈當我的話語是麥粒〉引用自一位巴勒斯坦的詩人Mahmoud Darwish的作品,完整的詩句是「當我的話語是麥粒,我是土地。當我的話語是憤怒,我是暴風。當...

    這啟發了我創作了〈末日黃花〉與〈秋水〉這兩件互相對應的作品,我在畫裡各藏了一個人,這個人是沒有性徵的,他就是一個人,被放在自然裡,甚至膚色都幾乎是透明的,上面覆蓋了許多自然物件。 在電影《丹麥女孩》裡,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說:「當個女人,比當個畫家還要辛苦太多了。」我覺得不只是要不要談論性別而已,而是每個人有沒有找到本質,所以我在作品裡想讓這些人全都回到原點,回到自己的本質。

    駐村時,很多時間都是在跟自己對話。我最後設計這兩件作品,就是對自己的反問,雖然我使用了最激烈的暴力──懲罰。 〈陌生花〉看起來像一個畫架,但其實是行刑使用的電椅;而〈自由之水〉則是某些國家在刑罰罪人時,會對死刑犯使用餵食毒藥的方式。懲罰是人類判斷是與非、對與錯的瞬間,我同樣使用覆蓋的方式去模糊它,讓它看起來似乎是模糊的,甚至是溫柔的構圖。 我覺得當代遇到的暴力裡有一種「逃避」,所以我在畫面上想營造暴力是被隱藏、隱瞞、覆蓋的,這概念有點像電腦繪圖軟體Photoshop的圖章功能,它吸取對的部分去覆蓋想修改的部分。而我選用「大自然」做為覆蓋的材料,因為對我來說,大自然才是真正的真理,它不可能去決定什麼事情,它就是在那邊。 在這個世界上,動物會互相殘殺,但目的是為了存活下來,只有人類互相殘殺是為了...

    鴻鴻:我年輕時抱持的觀點是,藝術對於社會是沒有能力直接介入的,我們應該關注藝術更擅長的部分,比如對於內在的挖掘,或是轉化後變成更永恆的東西。但後來我慢慢改變了這個想法,這改變是因為我自己關注的事情越來越多,我發現如果抱持原本的想法,我的藝術會變得越來越弱、越來越狹窄、越來越對這個世界無話可說,或著,就算說了也沒有人需要在意,等於是我們自己放棄了那個領地。當所有人都為一個事情有感覺,有意見的時候,藝術家卻不用他的作品去回應,其實就是自己放棄了。 當你對一個事情的看法,認為用社論、用街頭運動更能直接表達,你不用你的藝術的時候,其實就是把藝術看得比街頭運動,看得比一篇社論更低,更次要。我覺得就算藝術不見得能更有效的做這些事,但它不能放棄這種努力,所以我開始在我自己的詩裡,在我劇場裡,把我在日常生活...

    許尹齡:我在駐村時遇到很多採訪,有一個LA(洛杉磯)的藝術雜誌問我:「怎麼樣才能從妳的創作裡,辨識妳是一位來自台灣的創作者?」我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回答不是太成熟,我當時回答:「因為我想做人類的本質,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需要去區分國界的事情,所以我沒有思考過這樣的問題。」但這樣有回答跟沒回答是一樣的,所以我回來後開始去想這件事。 也許我那時候的回答,是因為我不夠了解台灣,所以我逃避回答這樣的問題。回來後我在想,怎麼樣才可以了解台灣?於是我從我的出生年代開始思考。 我是1987年出生,我覺得我們是在戒嚴之後跟著「文化」一起誕生在台灣,我們擁有非常自由的權限,去接收所有的知識,再化成藝術作品。也許是因為這個過程,常常產生出來的作品會讓人覺得「你台灣人就是小確幸」。但我覺得事情不應該是這樣,我們是小確...

  4. 在學生時代的熟路,實踐第一次改造. 學生時期常常到這邊吃飯的劉冠頡,對這條路相當熟悉,德祥路也成為他設計道路圖中,第一條實際畫上人行道的道路。 原本雙向兩車道的寬度較寬,一個車道有4.5公尺到5公尺,設計規劃後,車道縮減至3.2公尺,多出來的2公尺就成了人行道。 劉冠頡回憶,2022年初有地方居民抱怨德祥路沒有人行道很難推嬰兒車,去找議員陳情。 議員找來里長、交通局、警察局會勘,看有沒有辦法加人行道。 他自告奮勇地加入會勘,並且有備而來建議標線型人行道,沒想到一拿出設計圖時,里長跟警察局都提出質疑,「這樣改,車道不就變窄了? 不會塞車嗎? 」、「這樣改真的可行嗎? 」劉冠頡調出新竹市東區東山街同樣的設計(此路是莊哲維在新竹市交通處任職時規劃設計),改造完工運行一陣子,並沒有什麼特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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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3年10月26日 · 《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延續對女性成長故事的關懷,在新片《惡女》中,呈現兩種女人的求生故事。前大法官玉秀在片中,更看見對於政治、法律、媒體利害與共的社會現實,導演想要說的話。

  6. 2023年5月18日 · 中港合拍片《捉妖記2》在中國票房高達22億人民幣。圖為出生香港的導演許誠毅(右)、主演的香港演員梁朝偉(左)與中國觀眾合照。(攝影/Imaginechina via AFP/Wang xi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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