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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3日下午5時30分，衛福部已累計通報個案32例，其中有2人死亡、6人住院救治，住院者中4人為重症，仍在加護病房搶救。 上述案例皆曾在3月19日至3月24日間，於寶林茶室食用粿條、河粉等餐點。
2022年7月21日 · 當時醫院病房一個一個關，不只把病人送出去，醫護也擴大隔離。 共有542名醫護至檢疫所隔離，醫院內總共21名確診個案，整個醫院幾乎剩下我們急診醫護能動用。
根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統計，第8節車廂有高達28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第7節車廂有1人、第6節車廂2人，第5與第4節車廂各有4人，第3節車廂1人，其他遺體在車廂外尋獲，以及2人送醫不治。救難人員進入隧道內搶救時發現，卡在隧道內的第8節車廂
COVID-19. 公衛. 義大利. 安寧療護. 醫師不是上帝，無法決定誰才該活下來？ 他們的職業信仰和倫理，是依據當下醫學發展和指引判斷，盡力救治有機會存活的人。 然而， COVID-19（又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 之下，不僅在發展中國家、甚至先進國家，都曾因大量病患衝擊，醫療資源、呼吸器、維生器材、防護衣和人力困窘，許多醫療人員被迫每天做「生死判官」的痛苦抉擇──忍痛放棄其實有機會活下來的病人。 「我們沒有呼吸器了、也找不到後送病房，你去問問他要不要簽DNR（放棄插管治療）？ 」這樣的醫療倫理震盪，如今竟也在台灣發生，激烈撞擊初入醫療場域的年輕醫師。 截至6月2日，全台灣確診個案已超過8,000例，其中近7,000例集中在雙北，近來每日死亡人數更以二位數攀升、已累積149例。
2018年3月11日 · 60歲的阿榮（化名），有一天在浴室跌倒，送醫急救的隔天宣告不治死亡。 傷心欲絕的太太阿萬（化名）辦完喪事後，想起阿榮還有一張意外保險，便拿著檢察官開立，寫著「死亡原因」為「顱內出血」、「死亡方式」為「意外」的相驗屍體證明書（就是俗稱的死亡證明書），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100萬元，沒想到竟然遭保險公司拒絕，理由是：檢察官沒有解剖，無法確認阿榮是「病死」還是「意外死亡」。 氣憤的阿萬一狀告上法院，這場官司打了4年多，最後法院判決阿萬敗訴，理由是：保險公司提出阿榮的病歷，證明阿榮的「顱內出血」是自發性而不是意外導致。 阿萬耗費了4年的光陰，得來的是一份敗訴判決，還失去了裁判費。 這是一個改編自真實案例的故事（註1）。 為什麼檢察官的認定會和法院不同呢？ 關鍵或許在有沒有「解剖」鑑定。
盧敬文. 林彥廷. 近日，我遠離病房，與安寧居家護理師到宅訪視末期病人。 面對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本土疫情 ，無法順暢地讓病人一旦出現狀況、就住進安寧病房作為後援，也讓醫療人員在病情處理上變得保守。 透過居家護理師從中聯繫，雖然依舊能密切了解病況，但延長訪視間隔、至少2週才能再次看到病人，再加上疫情也讓病家更抗拒來醫院，這段期間很難再做一些檢查，導致我們對臨床決策不太有信心。 疫情不可逆地改變一切。 如 在義大利早先發生的 ，安寧療護人員的工作場域大幅從病房轉往社區、住院條件改變、增加每日電訪頻率支持病家。 在台灣，住院程序變繁複了，居家病人若轉住院要篩檢COVID-19，有些陪病者也得要自費篩檢（註）。
」一名救護車業者點出台灣急重症醫療最脆弱的一環就在「轉送」，特別是兒童患者的轉送──許多救護車沒有兒童專用的相關救護系統配置，而台灣迄今甚至沒有兒童醫療的國家轉診平台。 小憲是出生體重不到2,000公克的巴掌天使，雖然是家中第二個孩子，卻依然讓父母手忙腳亂，因為小憲「不會自己呼吸」。 他的橫膈膜發育不良而無力，新鮮的空氣進不去肺裡，需要動手術把橫隔膜用絲線縫成皺摺，呼吸時把橫膈膜拉下，打開肺部的空間。 手術本身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小憲出生的台東「沒有小兒外科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