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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30日 · 軍校本科畢業、分到部隊擔任副連職雷達站站長的李曉明，有點不知道如何面對學生。 一方面，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另一方面，在部隊被稱為「學生官」的他，兩年前也還只是石家莊軍械工程學院的學生。 設想如果自己還是大學生，他覺得自己可能也會走上街頭聲援。 儘管思緒有點亂，但李曉明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即將經歷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於是找了一些紙記錄日常。 他記下了，剛到北京時，所在部隊的長官進行教育時說的是：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絕對不能向群眾開槍，誰開第一槍誰就要向歷史負責。 上級的命令不期而至，但這一次命令的內容變成了「不惜一切代價執行戒嚴令」，要求6月4日早晨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 於是，116師的車隊從通縣朝著天安門廣場進發。 車上的解放軍之間並不怎麼說話，氣氛很是沉悶。
日本. 國民法官. 從 7月21日全國首件國民法官案件 於新北地方法院做成判決後，已陸續有不同的個案在 台北地方法院（7月28日宣判） 、 基隆地方法院（8月4日下午宣判） 展開，過往離一般大眾生活經驗遙遠的法庭活動，也透過大幅的報導與公開程序完整呈現出來。 在案情與判決結果之外，對於法律人──尤其是站在被告角度的律師而言，卻明顯看到檢辯雙方在新制度中資源與力量的不對等。 法庭上「審檢辯」缺一不可的三角平衡中，《報導者》試圖探問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 國民法官制度參照的藍本──日本發展經驗又能給予我們什麼啟示？ 「從這兩個案子確實看到，辯護人的資源跟檢察官的系統確實是有落差的。
2020年3月22日 · 上一次台灣總統發布緊急命令要追溯到921震災，由時任總統李登輝發布，主要因為當年《災害防救法》並不完整，送到立法院討論相對耗時，所以極需行政部門立即處置，才由總統先頒布緊急命令進行應變，再由立法院追認。
2013年初，最高法院收到一件曾在一審被判無期徒刑、二審改判死刑的「吳敏誠案」，時任最高法院法官吳燦，在撤銷發回的理由中（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首次在司法實務中企圖將國際人權公約與我國《刑法》接軌。
2020年8月16日 · 從2015年至今，陸續有3位法官認為施加在性侵犯身上的強制治療制度違憲，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在政策與口號對性犯罪「零容忍」、性侵犯人人喊打的主流輿論下，為何有法官甘冒被認為縱放「惡狼」的風險，為所謂的「加害人」提出基本權益？ 「我問他，『在監獄裡面接受的治療與理解狀況如何？ 檢察官說還要治療，你有什麼意見？ 』但他有中度智能障礙，除了一直說『想要回家』，其他的不太會表達。 在評估報告中，心理師提到他因智障聽不懂，治療效果很差。 那時收到這件案子，了解一下規定後，覺得整個程序滿可怕的！ 」雲林地方法院法官潘韋丞說。 潘韋丞正是為性侵犯強制治療制度聲請釋憲的3位法官之一。
研究「微歧視」的台大學者盼修復族人創傷. 沒有熟悉的原鄉、不會流利母語，都市原住民青年在「我是不是原住民？. 」的迷惘中成長，找不到定位。. 在日常生活的都市，他們得面對社會的刻板印象，但回到部落原鄉，他們卻被視為外人⋯⋯。. 原漢家庭長大 ...
1910年代，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五年理蕃計畫」，武力征伐原住民部落，不再採綏撫政策，強勢推進隘勇線。 日本帝國力量從此地長驅直入「後山群」，沿著溪谷向更上游前進，站在 巴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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