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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4日 · 由林君陽執導、金鐘編劇呂蒔媛執筆、大慕影藝製作，這部10集的電視劇從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為起點，延伸出加害者家庭、受害者家庭，各自在巨大的黑暗創傷中蹣跚前進、追尋稀微希望之光的故事。 第一集，賈靜雯、溫昇豪飾演的受害者家屬，和陳妤飾演的加害者家屬，在電視新聞台狹路相逢，把立場對立的兩方拋入慣於製造立場的新聞場域中。 《我們與惡的距離》像是一把鋒銳的手術刀，在所謂正義的表面劃出一道又一道的縫隙來，每個人心中竄流不息的小奸小惡如膿血汩汩流出。 我們與惡，若即若離。 即時媒體氾濫、鄉民正義當道，當我們轉開電視收看劣質新聞、或在臉書留言辱罵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 法庭上是否總是鐵證如山？ 死刑判決是否沒有瑕疵？ 槍響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
2019年4月26日 · 2019/4/26. 文／張廷碩（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三總北投分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 醫療. 科學. 精神疾病. 心理. 在 《我們與惡的距離》 播出後，許多人開始思考自己對於重大犯罪和精神疾病患者的想法，也有不少精神科醫師們分別從疾病衛生教育、 藥物作用及副作用 、 犯罪與精神疾病的關係 、精神醫療資源的匱乏和不均來討論。 然而，適當的專業評估和治療固然非常重要，但精神醫學也該反思其角色跟位置。 簡單來說，精神醫學為當代撐開了與「惡」的距離，但仍有其限制。 誰是「我們」？ 「我們」是透過「他者」來建構的. 精神疾病的標準，即使逐漸標準化和科學化，但仍充滿爭議跟模糊。
公視與HBO合製的 《我們與惡的距離》 創造高收視率，透過劇中罹患精神疾病的角色應思聰、陳昌的遭遇，讓精神疾病患者在生活上、社會上與司法上的困境，獲得相當程度的關注。 可惜，更熱門的台灣主要政黨總統初選議題，讓這些難得被凸顯出來的精神障礙者困境與以及如何因應的問題，未能進一步獲得社會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更全面、到位的重視與討論。 以下將針對本人過去接觸或承辦過的相關案件（基於律師保密倫理，主角均以化名，案情也經簡化及整併），分析台灣精神與心智障礙者在司法的困境及法律保障的不足。 事實上，這些患者司法人權上的困境根結，包括家庭因素與社會因素。 困境1：愈弱勢的，愈容易撞入官司裡. 中度心智障礙與躁鬱症的「阿國」，與開計程車為業的父親相依為命。
2019年4月18日 · 公共電視2019年3月底推出的社會寫實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 ，掀起台劇新高潮，除了編製、演員和收視亮眼，更獲大眾共鳴的是，以各種形式的精神疾病與犯罪樣貌的情節，揭開長年來台灣社會各種悲劇事件背後的隱傷與辯證：以悲劇之名的各種正義之聲，本身是否是另一種無形的偏頗刀刃？ 善與惡、受害與加害、正常與生病的二分法思考，正是以「標籤」簡化「理解」而加劇社會對立的盲點，精神疾病長年來被汙名化、甚至危險化的處遇，是最典型的寫照。 《報導者》與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的精神科醫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律師合作，推出系列評論，剖析精神疾病醫療與犯罪、受害者與加害者家屬創傷、司法人權及媒體倫理等各個面向的現況與挑戰。 監製｜楊惠君. 作者｜蔡長哲、徐淑婷、吳文正、滕西華、詹順貴. 封面攝影｜許𦱀倩.
- 傳播外溢效應的殺傷力
- 網路霸凌引發的自殺連鎖
- 失效的媒體煞車？
- 阻斷悲劇擴散的「帕帕基諾效應」
- 台灣社會能做的事
當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在人潮洶湧的正中午，造成7死10傷，震驚日本。新聞媒體與社會在事發後，對事件加害人及其家人，鋪天蓋地、形同獵巫的瘋狂追蹤報導，恐嚇電話不斷，甚至出現加害人母親是「虎媽」才會養出無差別殺人犯的推論與質疑，最終使得加害人母親承受不了壓力崩潰住院。之後父母離婚、父親與弟弟辭職隱居、不斷搬家、家人朋友一一離去。 悲劇的頂點發生在事件的6年後（2014年），加害人已經伏法，然而，他的弟弟從此再沒有自己的名字，只剩「殺人犯的弟弟」這個社會標記的身分，即使努力想要重新生活，仍然無法擺脫烙印與社會的異樣眼光。他最終選擇自殺，在28歲這年，讓自己成了秋葉原事件的第8名死者。加害人家人們承載不了媒體與社會的公審，成了另一個在這事件中，被毀掉的家庭之一。 「加害人的家人，是不能和一般人一樣...
媒體報導、網路社群帶來的另一個外溢效應，是讓網路霸凌有如傳染病一般擴散，引來另一種效應──自殺。 在媒體報導後因網路霸凌而自殺的人多不勝數，今年（2019）日劇《三年A班》也同樣因這個主題引起話題。《三年A班》描述一名備受矚目的學校游泳明星，在網路上被一段刻意誣陷她的假影片攻擊。影片經媒體未經查證報導後，網路擴散效應與霸凌如浪潮般撲來，在欠缺支持與信任下，該學生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身亡。事件後，老師想出一個激進辦法，讓學生與社會省思報導、傳播假消息與網路霸凌的嚴重性。你是否覺得似曾相識，聯想起去年我國駐日大阪代表處長輕生的事件？ 如同「秋葉原事件」加害人弟弟，因承受不了媒體、社會公審而自殺一般，報導及網路負面言論過度傳播，致使人自殺，其實也是另一種「殺人」！
令人恐懼的事件、負面新聞過度傳播，會引發犯罪模仿效應，或使人承受不了壓力走向輕生之路；而對自殺事件的過度報導，又可能引發另一波連鎖效應。包含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內的許多研究都證實，媒體過度報導自殺新聞時，會引發更多的模仿自殺，特別是名人！ 為此，WHO除於1999年發表全面的自殺防治策略外，2017年更進一步修訂「自殺預防：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指引」（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其公布的《六不六要》，即是針對媒體報導的外溢效應，訂下的報導倫理準則： 六不： 六要： 但納入《六不六要》卻不遵從，是達不到效果的；這些原則對網路傳播的影響微乎其微，更無力改善其所帶來無法承受之效應與創傷。 近期（2018年7月）《加拿...
公審與公器的界線，究竟在哪裡？不斷出現的悲劇，又帶給我們何種學習？是否只是讓媒體有更多揭露事件相關人的「追蹤報導」、提供社會有更多的「公審」題材呢？絕非如此。 眾多研究指出，媒體報導是有機會發揮正面的「保護效果」，稱之為「帕帕基諾效應」（Papageno effect）。 帕帕基諾是莫札特歌劇《魔笛》中的一位主角，在遍尋不著心愛之人時，想要以上吊自殺來博取天神的同情，讓天神把愛人還給他；正要上吊時，三位仙童及時趕到，告訴他一個可以找到愛人的方法，救了要自殺的帕帕基諾。這就是「帕帕基諾效應」，意指媒體若能在報導自殺新聞或是負面社會新聞案件時，加入一些正向訊息、可以得到協助及求助諮詢的管道，就可能成為一種「保護因子」，降低閱聽眾自殺的風險。 網路社群媒體也是這樣的，如果在一片紛亂的負面言語中，有...
疾病是不會只找特定人的，根據衛福部2015年的統計，台灣一年就診精神科人數逾250萬人，遍及各行各業！絕大多數的精神疾病患者，因為媒體過度報導或影射，被迫在社會中孤獨地生活著。若他們因為社會的不友善氛圍，不敢出面求助、就醫，導致疾病無法獲得控制，便可能種下危險的因子，個人和社會皆受其害。誠如《與惡》宣傳所言：「我們每個人都很不一樣，不需要因為這個不一樣，而去害怕彼此。」 一旦社會支持轉向正面，這些病人的疾病和生命也可能跟著逆轉。 美國傑出的精神科醫師丹尼爾．費雪（Daniel B. Fisher）博士，20幾歲時就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之後仍完成了學業和哈佛大學的住院醫師訓練，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甚至獲聘為白宮心理健康委員會顧問；另一位牛津馬歇爾學者、耶魯大學法學博士艾琳．薩克斯（Elyn R...
2020年4月30日 · 大幕影藝的上一部作品是 《我們與惡的距離》 ，立下「台劇新時代」口碑。 這次，同一批製作團隊加上編劇暨導演鄭芬芬，大膽改編工地作家 林立青《做工的人》 ──號稱第一本藍領工人的生命紀實故事──再次挑戰寫實戲劇。 製作過程力求真實，進駐台南市一處正在興建的29層大樓實景拍攝。 他們是否能帶給觀眾原汁原味的工地場景與生活？ 而這部定調為笑中帶淚的「悲喜劇」，能否再激發大眾反思社會議題？ 或者，《做工的人》將跳脫既定框架，以全然不同的風格傳遞深刻情感？ 「開廟也是一門生意，也是可以賺錢的⋯⋯」 鐵工阿祈坐在香火鼎盛的廟宇前，腦中浮現靈感，口沫橫飛地想唆使好哥兒們阿昌、阿全加入他的發財計畫。 「腦袋裝屎啦！ 」 昌嫂狠狠瞪了他們一眼；她太了解這些傢伙的鬼腦筋，常常被搞得又好氣又好笑。
台劇 《我們與惡的距離》 深入刻畫「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掙扎，也讓這個醫學名詞變得耳熟能詳。 事實上，台灣將它從「精神分裂」改名「思覺失調症」才短短5年，你知道當初是誰決定這個新名字的嗎？ 什麼是思覺失調症？ 1896年，德國精神醫師 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 發現有一群精神病患，常出現幻聽、幻覺、思考混亂的特質，因為患者大半在青春期開始發病，並隨年齡增長控制力逐漸退化，於是將它命名為「早發性失智」（Dementia praecox）。 在歷史上，包括畫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德國作曲家舒曼（Robert Schumann）、英國女作家 吳爾芙（Virginia Woolf）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約翰．奈許（John Nash） 等，都患有此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