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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8日 · 2022年的卡達世界盃，是眾多足壇巨星挑戰大力神盃的最後絕唱，其中最執著也最不遮掩自己獲勝野心的選手，即是葡萄牙的足球皇帝： 「C羅」克里斯蒂亞諾．羅納度（Cristiano Ronaldo） 。 但37歲的C羅，在挑戰生涯最後一次世界盃的同時，卻正面對著生涯最艱困的一年──場外，他遭逢了喪子之痛；場內，他在英超聯賽只進了一球，還被球隊冷凍，最後與栽培自己成為世界巨星的老東家 曼聯（Manchester United） 公開翻臉、徹底決裂，並在掀起足壇史無前例的媒體風暴後，最終黯然與球隊提前解約，於世界盃期間意外成為「失業球星」。 史上最多進球、最快速度的C羅，不是天才、是地才. 2022卡達世界盃，葡萄牙首場比賽對戰迦納，操刀12碼球的C羅勁射入網，締造FIFA世界盃連續5屆進球紀錄。
2021年11月8日 ·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揭開虛張聲勢的勇者面紗：當男人起身幫助男人，能帶來什麼改變？ （攝影／AFP／Benjamin CREMEL）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2014年2月27日，在白宮發表「守護兄弟」（My Brother’s Keeper）倡議演說之後，現場簽署了啟動該計畫的白宮備忘錄。 （攝影／AFP／ JEWEL SAMAD） 在 Instagram 查看這則貼文. Chris Blackwood（@gentlemen_hats）分享的貼文. 克里斯．布萊克伍德（Chris Blackwood）在個人instagram分享他帶領社區青年組成的籃球隊的照片，希望藉此讓「珍與芬治」社區的年輕人不分南北擁有共同的目標。
- 利用一戰後德國人的屈辱不平壯大自己聲勢
- 「靠口才打動群眾」，希特勒與納粹黨打壓異己、藉民選崛起
- 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上的心力遠比政策內容要多
- 21世紀獨裁者的統治利器：媒體與沒有選擇的「選舉」
- 用秩序、和平口號「合理化」野心
- 追隨者的盲目崇拜，是獨裁統治推手
戰勝的協約國1919年強迫德國接受嚴苛的和平條件，再加上192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率，以及之後的嚴重失業問題，都讓希特勒1919年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在1920年代得到立足之地，但20年代下半經濟得到某程度復甦後，他們仍然只是一個邊緣政黨。這種局面在1929年10月華爾街崩盤後改變。這個衝擊使得德國銀行收回給企業的貸款，到了1932年每3個工人就有1個以上失業。希特勒的政黨是這場經濟危機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在1928年的國會選舉拿下12席和2.6％的選票。1930年9月的國會選舉更增加到107席次，得票率18.3％。納粹黨一躍成為議會第二大黨，超過6百萬人投票給它。 希特勒的主要立傳人伊恩．克索（Ian Kershaw）提出了一個概括性解釋，不只適用於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有些時候，政治...
希特勒心裡卻有別的盤算。1933年2月27日國會大廈被燒毀更幫了他大忙。 這件事是意外，是荷蘭某個社會主義青年的個人行動，希望藉此刺激德國工人挺身反抗右翼政府和資本主義。希特勒卻趁機把縱火案怪在共產黨身上，並開始打壓共產黨員，連社民黨員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也遭殃。 1933年3月5日，在充斥著恐嚇的選舉中，納粹黨拿下將近44％的選票，新國會的647席有288席被他們拿走。共產黨雖然被殘酷打壓，許多共產黨員和社民黨員被打甚至被殺，但共產黨的得票率仍逾12％，社民黨也有18％。然而，這時納粹不只成了第一大黨，也因為跟保守派結盟而成為國會多數黨。事實上，他們甚至不需要依賴後者的支持就能掌權，因為納粹讓當選的共產黨議員都無法就職，這些人不是被捕就是逃跑。國會在衝鋒隊（SA）和親衛隊（SS）這兩個組織的...
1934年時，一般人提到希特勒都稱「我的元首」，而他自己在跟大多數納粹領袖人物說話時都直呼他們的姓。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雖然當時還沒有出現「形象」這樣的字眼）上的心力遠比政策內容要多，只有他深深著迷的領域例外，例如消滅猶太人的影響力（最後變成消滅猶太人本身）、增強德國的軍事力量，以及外交政策。 納粹體制有一個重要的層面不能算極權體制，那就是其他許多政策的辯論都在希特勒之下的層級發生，下級會遵循他的大方針，做事盡可能合他的意。這樣反而增強了他的無限權威，雖然難以親近、無法預測的任意干預、冗長的獨白和對政策細節缺乏興趣的領導方式，很難造就有效率的政府。 希特勒討厭可能會出現批判性討論的內閣會議。1933年他還帶領著聯合政府，裡頭的保守派多於納粹黨，內閣一個月開4、5次會，直到夏季休會，但之後次數...
專制統治確實遲早會刺激受害者站起來推翻政權（雖然暴力革命往往是另一種威權統治的序幕）。然而，即使是獨裁君主也無法只靠武力統治，因為他必須要能說服周圍的人（他的禁衛隊、軍隊將領或政治警察頭子），讓他們相信效忠他有利於國家或個人利益（更常是兩者都有）。 比杜爾哥年長一些的大衛．休謨（David Hum）認為，「要是一個暴君的權威完全來自恐嚇，就沒有任何理由要害怕激怒他。因為他身體的力量能影響的範圍很小，他進一步擁有的力量一定要奠基在我們自己的想法，或是其他人認定的想法上。」 因此，說服力和武力都是獨裁領袖不可或缺的裝甲。20、21世紀的獨裁統治者擁有啟蒙時代思想家想像不到的利器和媒體，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發揮極致的大規模群眾集會，到電子監控、廣播電視，甚至對傳送訊息的完全掌控。左右民意需要組織的幫...
極權政權為了合理化執政黨和領袖對徹底掌權的野心，通常會描繪出一幅輝煌的前景，一個新的黃金時代，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鼓舞大批人民，蘇聯、義大利和德國就是如此。用來合理化極權和威權統治另一種較為普通的論點是，這樣能重建秩序，穩定政府。秩序之說很吸引人，因為一般人多數時候都希望有和平的環境，在穩定的社會中養兒育女。倘若有人告訴他們，不選擇獨裁政權承諾的「秩序」，就是選擇內戰和無政府狀態，而他們也相信，很多都會樂意或勉強支持當權者。 然而，這樣把「秩序」合理化有幾個根本的問題。 首先，大多數威權政權本身就不顧法治，訴諸暴力並拆散家庭，動輒逮捕、拘禁、殺害好幾萬人（如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甚至數百萬人民（如史達林統治的蘇聯或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造成大規模混亂。無論怎麼定義「秩序」，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
眼光遠大的偉大領袖，就是獨裁政權最難以動搖的迷思。這在專制政權比寡頭政權明顯，後者通常把重點放在執政黨的獨特洞察力和智慧上，而非個別領袖的特質。義大利文（Duce）、德文（Führer）和俄文（vozhd）的領袖所代表的意義，在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史達林執政時都產生改變。每一個都代表一個力量、理解力、洞察力超乎常人，而且愛民如子的領導人。 盲目的追隨者賦予領袖英雄特質，有時領袖本身甚至尚未標榜自己擁有這些特質。最顯著的例子是希特勒。他先是相信德國需要一個偉大英勇的領袖，後來沾沾自喜地發現自己就是那一個人。1920年代早期，希特勒還沒開始打造個人崇拜（有別於當時的墨索里尼），但追隨者卻已經聲稱他們「找到了數百萬人心的渴望──一個領袖人物」。到了1920年代末，希特勒相信他們是對的，納粹黨也開始完...
35年前遭到性侵的珍妮佛（Jennifer Thompson），如今是修復正義組織（Healing Justice）的創辦人兼理事長。 （攝影／AP Photo／Gerry Broome／達志影像） 【編按】 本文為 《認錯：性侵受害人與被冤者的告白》 書評，經游擊文化授權刊登。 作者張婉昀，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畢業，倫敦政經學院性別、媒體與文化研究碩士，曾任職出版界、在新媒體擔任性別議題主編，現為自由撰稿人。 勇敢聰慧的珍妮佛，檢方的明星證人. 證人的記憶可靠嗎？ 台灣性侵冤案，比羅納德的案子更離奇. 「性侵」與「誣告」不會是光譜對立兩端. 認錯，是強者才有的力量. 「在中國談起無辜者運動，行動者可能得付出難以想像的成本。
2022年7月30日 ·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革命展開幾天後，一名士兵守衛著祕密警察使用的地下通道。 （攝影／Patrick ROBERT／Sygma via Getty Images） 民族學家的一個毛病就是會過度採納主要訪問對象／朋友的觀點，而未意識到他們或許集體擁有強烈的偏見，並努力想讓我們相信。 其中一種這樣的觀點，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恐懼帝國」範式（“empire of fear” paradigm）。 受到冷戰思維影響，這種觀點認為共產政權奠基於恐怖與鎮壓，而祕密警察是其主要打手。 雖然當美國大使館的人向我傳輸這一套想法時，我將之視為一種冷戰意識形態而不屑一顧；但隨著我在1980年代逐漸發現祕密警察對我的嚴密監視程度，並吸收了我周遭人們的世界觀，我慢慢接受這種說法。
2021年1月20日 · 去年3月，精神科醫師廖泊喬和一群同仁，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創立了全台灣第一個治療賭博成癮的「博弈門診」，目睹個案們在戒癮中的空虛、憤怒、無助。 去年11月，《報導者》連續推出兩集博弈產業報導幕後，廖醫師主動和我們聯繫，希望聽眾除了理解博弈產業的背後，也理解賭癮是如何發生、以及他在診間的發現。 而Summer，則是在30歲以前，一度沉溺於賭博中的個案之一。 運彩、線上博弈、借貸無所不碰的他，輸掉2000萬後，在去年10月接觸到博弈門診，開始試著轉變。 他後來開立 Podcast《不切實記》 ，持續講述他的經驗、希望幫助更多人不要落入這個陷阱。 你三不五時也賭一下嗎？ 怎麼判斷自己成癮了？ 怎麼求助、想辦法停下？ 空虛、懊悔、憤怒……在戒癮途中，會遇到甚麼事？
2021年10月4日 · 2021年7月，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 UU）做出一項很前衛的決定： 自2022年起，在聘用或升遷一位研究人員時，將放棄當前學界主要採用的「期刊影響指數」（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制度，改採更多元的評估指標，例如該人員對於團隊合作的承諾，以及促進開放科學（open science）的努力。 期刊影響指數（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 最初是為了幫助圖書員選擇訂閱哪些期刊而開發，如今卻幾乎成為當前學界評估一名學術工作者的唯一標準。 對於這項指標被濫用，以及研究人員瘋狂投稿高影響指數期刊的現象，UU校方認為已經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