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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8日 · 事情繼續延燒，Google執行長桑德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12月9號終於 發信給公司員工澄清 ，除了坦承Google要為葛布不開心地離開Google（she left Google unhappily）負起責任，也承諾要啟動內部調查及改進審查流程。 在12月16日的最新的發展中 ， Google Brain 的員工更向皮查伊 發信 ，要求高層重新雇用葛布回到團隊，以拯救低迷的士氣和對管理階層的信任。 到底Google有沒有因為葛布的性別、種族及社會運動者的身分給予不公平的待遇？ 科技巨頭主導的AI倫理研究，究竟是擔負起社會責任還只是做做公關表面？ 外界都等著Google調查的答案。 誰是Dr. Timnit Gebru？ 她努力創造人工智慧的族群多元性.
2022年2月4日 · 而書中用來反映美國現狀的歷史，儘管著眼於數個足以撼動美國內部發展的關鍵年代 美伊戰爭、次貸危機、占領華爾街等，作者卻不企圖解釋歷史中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相反地，記者出身的派克，顯然對於當代社會中的人物故事更加著迷。
原漢家庭長大的Ciwang，是原運領袖的小孩，她會讀書、有資源，已是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但仍不能免於周遭無心的「微歧視」 （Microagression，指對於少數族群無意、隱性的歧視）。 她以自身經驗呼籲，在原住民尋求轉型正義之際，社會應關注「微歧視」對原住民帶來的後續效應。 「我必須活成什麼樣，才符合原住民的標準？ 「如果我不夠像原住民，我會被質疑是否利用這個身分，去獲得某些權益跟福利？ 這是生活在都市、時刻被貼上刻板印象，許多年輕都市原住民內心的痛。 來自花蓮秀林太魯閣族的 Ciwang Teyra ，35歲，目前任教於台大社工系，出身原運領袖家庭，父親Teyra Yudaw是推動太魯閣族正名 的重要推手 。 她在父親、自己、族人、其他原民青年身上，看見跨世代存在的原漢歧視。
- 利用一戰後德國人的屈辱不平壯大自己聲勢
- 「靠口才打動群眾」，希特勒與納粹黨打壓異己、藉民選崛起
- 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上的心力遠比政策內容要多
- 21世紀獨裁者的統治利器：媒體與沒有選擇的「選舉」
- 用秩序、和平口號「合理化」野心
- 追隨者的盲目崇拜，是獨裁統治推手
戰勝的協約國1919年強迫德國接受嚴苛的和平條件，再加上192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率，以及之後的嚴重失業問題，都讓希特勒1919年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在1920年代得到立足之地，但20年代下半經濟得到某程度復甦後，他們仍然只是一個邊緣政黨。這種局面在1929年10月華爾街崩盤後改變。這個衝擊使得德國銀行收回給企業的貸款，到了1932年每3個工人就有1個以上失業。希特勒的政黨是這場經濟危機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在1928年的國會選舉拿下12席和2.6％的選票。1930年9月的國會選舉更增加到107席次，得票率18.3％。納粹黨一躍成為議會第二大黨，超過6百萬人投票給它。 希特勒的主要立傳人伊恩．克索（Ian Kershaw）提出了一個概括性解釋，不只適用於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有些時候，政治...
希特勒心裡卻有別的盤算。1933年2月27日國會大廈被燒毀更幫了他大忙。 這件事是意外，是荷蘭某個社會主義青年的個人行動，希望藉此刺激德國工人挺身反抗右翼政府和資本主義。希特勒卻趁機把縱火案怪在共產黨身上，並開始打壓共產黨員，連社民黨員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也遭殃。 1933年3月5日，在充斥著恐嚇的選舉中，納粹黨拿下將近44％的選票，新國會的647席有288席被他們拿走。共產黨雖然被殘酷打壓，許多共產黨員和社民黨員被打甚至被殺，但共產黨的得票率仍逾12％，社民黨也有18％。然而，這時納粹不只成了第一大黨，也因為跟保守派結盟而成為國會多數黨。事實上，他們甚至不需要依賴後者的支持就能掌權，因為納粹讓當選的共產黨議員都無法就職，這些人不是被捕就是逃跑。國會在衝鋒隊（SA）和親衛隊（SS）這兩個組織的...
1934年時，一般人提到希特勒都稱「我的元首」，而他自己在跟大多數納粹領袖人物說話時都直呼他們的姓。他花在投射自身形象（雖然當時還沒有出現「形象」這樣的字眼）上的心力遠比政策內容要多，只有他深深著迷的領域例外，例如消滅猶太人的影響力（最後變成消滅猶太人本身）、增強德國的軍事力量，以及外交政策。 納粹體制有一個重要的層面不能算極權體制，那就是其他許多政策的辯論都在希特勒之下的層級發生，下級會遵循他的大方針，做事盡可能合他的意。這樣反而增強了他的無限權威，雖然難以親近、無法預測的任意干預、冗長的獨白和對政策細節缺乏興趣的領導方式，很難造就有效率的政府。 希特勒討厭可能會出現批判性討論的內閣會議。1933年他還帶領著聯合政府，裡頭的保守派多於納粹黨，內閣一個月開4、5次會，直到夏季休會，但之後次數...
專制統治確實遲早會刺激受害者站起來推翻政權（雖然暴力革命往往是另一種威權統治的序幕）。然而，即使是獨裁君主也無法只靠武力統治，因為他必須要能說服周圍的人（他的禁衛隊、軍隊將領或政治警察頭子），讓他們相信效忠他有利於國家或個人利益（更常是兩者都有）。 比杜爾哥年長一些的大衛．休謨（David Hum）認為，「要是一個暴君的權威完全來自恐嚇，就沒有任何理由要害怕激怒他。因為他身體的力量能影響的範圍很小，他進一步擁有的力量一定要奠基在我們自己的想法，或是其他人認定的想法上。」 因此，說服力和武力都是獨裁領袖不可或缺的裝甲。20、21世紀的獨裁統治者擁有啟蒙時代思想家想像不到的利器和媒體，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發揮極致的大規模群眾集會，到電子監控、廣播電視，甚至對傳送訊息的完全掌控。左右民意需要組織的幫...
極權政權為了合理化執政黨和領袖對徹底掌權的野心，通常會描繪出一幅輝煌的前景，一個新的黃金時代，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鼓舞大批人民，蘇聯、義大利和德國就是如此。用來合理化極權和威權統治另一種較為普通的論點是，這樣能重建秩序，穩定政府。秩序之說很吸引人，因為一般人多數時候都希望有和平的環境，在穩定的社會中養兒育女。倘若有人告訴他們，不選擇獨裁政權承諾的「秩序」，就是選擇內戰和無政府狀態，而他們也相信，很多都會樂意或勉強支持當權者。 然而，這樣把「秩序」合理化有幾個根本的問題。 首先，大多數威權政權本身就不顧法治，訴諸暴力並拆散家庭，動輒逮捕、拘禁、殺害好幾萬人（如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甚至數百萬人民（如史達林統治的蘇聯或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造成大規模混亂。無論怎麼定義「秩序」，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
眼光遠大的偉大領袖，就是獨裁政權最難以動搖的迷思。這在專制政權比寡頭政權明顯，後者通常把重點放在執政黨的獨特洞察力和智慧上，而非個別領袖的特質。義大利文（Duce）、德文（Führer）和俄文（vozhd）的領袖所代表的意義，在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史達林執政時都產生改變。每一個都代表一個力量、理解力、洞察力超乎常人，而且愛民如子的領導人。 盲目的追隨者賦予領袖英雄特質，有時領袖本身甚至尚未標榜自己擁有這些特質。最顯著的例子是希特勒。他先是相信德國需要一個偉大英勇的領袖，後來沾沾自喜地發現自己就是那一個人。1920年代早期，希特勒還沒開始打造個人崇拜（有別於當時的墨索里尼），但追隨者卻已經聲稱他們「找到了數百萬人心的渴望──一個領袖人物」。到了1920年代末，希特勒相信他們是對的，納粹黨也開始完...
希望好運一直來. 雲在玉里西側的山頂積聚，雨絲緩緩飄下，Qubiaz臨時決定改變路線，不去來回需3小時的傳統獵徑，改到鋪上水泥、較平穩好走的產業道路。 即使是喜德釘獵槍，天雨路滑仍存在許多風險，去年卓溪鄉就發生一位布農青年因獵槍走火身亡的 意外 ， 長期協助科學團隊研究穿山甲的延平鄉布農族人余滿榮 （阿勇），也在2016年狩獵返家時因 獵槍意外走火身亡 ⋯⋯。 綁上頭巾、戴上頭燈、背起竹簍，Qubiaz低頭禱告完，提槍在膝蓋的位置，穩步前進，7歲的台灣土狗小胖搖著尾巴興奮地跟在後方。 這是阿公的地，他年老後無人耕作，草木蔓生後，許多動物便出現了。 雨滴持續灑落，對面的山腰能看見其他在山間的獵人移動的光點。
2021年9月28日 · 1871年當下的時空早已被亙古通今的落山風吹散，所謂的真相也永遠埋在恆春半島的地土之下。 如今，行經琉球人登陸的九鵬海灘，以及後來埋葬的統領埔，都已是一片天高日廣。 除去紀念公園和碑文之外，整個恆春半島已經難以揣想事件裡的對峙和悲傷。 起初，觸動作者寫作動機的「牡丹社事件 愛與和平 世紀大和解」活動，以及作者後續開始追索事件真相的企圖，在我看來，似乎總是隔著一層霧般的薄幕，我可以明白，卻難以共感。 殺戮和死亡的真相是如此難以確證，但是，真相真的重要嗎？ 我是指，對誰來說重要呢？ 重要的，確實是真相本身嗎？ 書中記述到另一位受難者的後人野原耕榮，在年少時聽聞事件過往，他並不感到生氣，看見父親參與協調遺族事務時，他也沒有生氣。
俄烏戰爭爆發6週後，俄羅斯獨立媒體《新報》遭普丁政府查禁，當時正要前往馬里烏波爾報導的《新報》記者伊蓮娜（Elena Kostyuchenko）更被懸賞暗殺，她不得不展開流亡生活，期間一度疑遭俄國特務下毒。 圖為2023年10月11日，伊蓮娜於瑞典留影。 （攝影／CHRISTINE OLSSON／TT NEWS AGENCY／TT News Agency via AFP） 「伊蓮娜將『化身採訪』做到徹底，沒有一板一眼的新聞體書寫，有些時候她彷彿只剩下一雙眼睛，像水珠匯入大海融化於無形，是絕好的民族誌書寫，也是非虛構寫作的極品。 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以下簡稱伊蓮娜）的 《我深愛的國家》（The Country I Love） 有個不合時宜的書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