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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珮綺、林億利和邱漢忠就是極少數異常幸運的人，歷經數十年的等待，他們終於在今年先後找到了親生父親。 這一切，靠的是送交DNA鑑定的一抹口水，以及混血兒之間的互助情誼。 01旅程起點. 半截信封的故事，觸動伍珮綺尋親念頭. 原本，尋父並不是伍珮綺人生中的重要選項。 「媽媽一直教育我包容，所有事情看似偶然，卻也是必然。 」（攝影／蘇威銘） 2016年，一則新聞片段映入伍珮綺眼簾，那是金曲樂團《猴子飛行團》主唱 王湯尼在相隔41年後，終於找到美國父親的故事 。 畫面裡的王湯尼有著深邃的眼窩和突出的鼻子，和自己一樣，王湯尼是亞美混血兒。
心路基金會公共事務部主任劉又綺坦言，個資外洩事件讓他們驚覺組織存在資安漏洞。 （攝影／羅思涵） 個資外洩事件發生後，對心路的捐款造成很大衝擊。 劉又綺說，事件之前，心路每月收到的捐款數額長期呈現上升趨勢；但事件發生後，定期定額的捐款數目開始往下掉。 相較過去，每月損失約10萬元、200位民眾停止捐款，這個狀況到目前為止仍持續發生中。 「他們是每個月捐100或200元，就這樣捐了20年、30年，這些長期捐款人會選擇取消捐款，（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個資並不是很安全。 這件事，也提醒我們在資安上要做得更好。 」劉又綺娓娓道來個資外洩事件後的反省，縱使心路足跡遍布全台，但組織內部的資訊技術（IT）人力卻相當吃緊，僅有3人的IT部門要撐起整個基金會的資安技術，亦是一大隱憂。
《報導者》整理此次國會改革、花東條例等相關提案的立法流程爭議、國會改革朝野版本差異、花東條例三法內容與預算、未來行政立法可能攻防，試圖回應大眾疑問。 從外交、經濟、軍事回顧16年美中台關係變化，賴清德政府將如何開創新局？ 從肢體衝突到表決大戰，立法院究竟在吵什麼？ 4張表... 為了安全，你要讓渡多少自由？ 專訪《監控國家》作者李肇華談數位監控時代的民主危機. 獨家專訪日本學者小笠原欣幸，「神預測」台灣選舉背後的科學與田野觀察. 專業、時間都不夠！ 4個月內13職業軍人輕生，部隊文化和預防機制的矛盾失能. 在塞滿火藥的價值縫隙處，憲法法庭展開死刑存廢辯論. 專題．太陽花學運10年回望. 10年回望：從太陽花抗爭者到「後318世代」
- 路迢迢，發燒送醫是種奢侈
- 計程車司機是全家的貴人
- 「我想唱歌當明星」
- 哪一條路，可以消除「健康不平等」？
寶婷的母親柯秀美也有同樣的為難，孩子生病無法立即送他們就醫，聽力就在「不明不白」中流失。 寶婷的爸爸過世多年，家庭經濟屬低收入戶，多年來，靠柯秀美獨立扶養孩子，忙著工作、照顧家庭，讓她分身乏術，且家又住得偏遠，要帶孩子就醫確實困難。後來寶婷聽力出現狀況時，醫師問她，寶婷小時候有沒有發高燒的情況？她才想到，可能因為寶婷小時候常高燒沒有立即就醫，而導致聽力損失。 年幼的寶婷和其他小女孩一樣，愛躺在媽媽懷裡撒嬌，而寶婷被確診聽障，柯秀美雖感到不捨，卻也沒有時間探究原因，只說：「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啊，希望不要影響她以後上學、工作。」對於一個偏鄉弱勢、單親家庭，似乎沒有悲傷的權利，忙著工作、養家是再現實不過的問題。 柯秀美回想，「寶婷小時候體質比哥哥姊姊弱，每次感冒，哥哥姊姊在瑞穗的診所看診、吃2天藥就...
從奇美部落到瑞穗鄉市區，計程車來回就要800元，光是單趟、夜間加乘前往花蓮市，恐要超過3,000、4,000元，在交通不便的部落，孩子發燒想緊急就醫，常讓柯秀美束手無策。她心中最感謝的就是瑞穗的計程車司機丁先生的幫忙，「經常讓我賒帳、或瑞穗到花蓮只收1,500元，他是我們的貴人。」丁先生也常對寶婷說：「妳是坐阿伯的車長大的。」 單純的就醫，都需要靠「貴人」協助才能成行。寶婷從被診斷出聽障到真正戴上助聽器，又等了半年。 門諾醫院社工王瑋慈說，因為寶婷小時候的聽力檢查不是在院內做，不清楚到底是當時沒檢查出有問題，還是疾病或其他因素引發；後來門諾醫院幫她做了聽力鑑定，因為家庭經濟環境有困難，院內社工協助她申請補助，並轉介裝助聽器的外部單位。 但寶婷的媽媽必須工作，也無暇帶著她來回奔波花蓮市區，直到...
就讀奇美國小三年級的寶婷，還不懂聽損對她會帶來什麼影響：「有時候別人講話聽不清楚或聽錯，有時候又聽得清楚，所以二年級時『助聽器叔叔』給我戴上了助聽器。」她只知道自己「不喜歡戴助聽器，很緊、很痛，耳朵很不舒服。」 偏偏，寶婷還遺傳了爸爸愛唱歌的基因。寶婷說，「3歲半開始就跟著爸爸學唱歌，爸爸唱得好好聽！」只不過，父親因病過世後，就再也沒人陪著她哼哼唱唱。阿宏聽著妹妹哼唱，早熟地說：「有時感覺她的音不是很準確，但她喜歡就唱吧。」 然而，很多音樂都屬於高頻音域、正是寶婷可能聽不到的部份。顏怡平說，為了讓寶婷能維持較好的語言溝通能力，奇美國小也安排她接受語言治療，透過助聽器、語言治療，盼能將障礙降至最低。 「我長大以後要當唱歌的明星！」寶婷突然對大家說出她的願望，看到這麼多人來訪、也引發了她的表演慾...
蕭美琴認為，很多偏鄉縣巿首長一味想著要開發公路，「但大的公路開了，不僅不能滿足小鄉鎮或部落的在地民眾需求，公路多半只縮短城巿與城巿間的路程，小鄉鎮反而會被『跳過』。」以花蓮地區來看，五分之一區域的鐵道仍是單軌，運量受到很大限制，「基礎軌道建設對於花東地區是非常重要的，必須要解決東部地區區域內載具多元化的問題，才能提升當地人基本生活需求，也才能解決就醫能力和意願。」 「我在花蓮服務處一天到晚接到『等不到病房』的選民陳情。醫院不是沒有病房，花蓮慈濟就有一整排病房沒辦法開，因為沒有護理人員。說實在地醫護人力還是首要，像慈濟現在開設在地的原住民專班培訓護理人員，是好的方向，讓花蓮和台東未來能有在地醫護留下來服務，多數醫療問題可以在地解決，真正重症再送去南部或西部，」蕭美琴說。 國民健康署委由倫敦大學...
30坪的Wawa鐵皮公寓，是孩子在社區的第二個家，然而室內空間無法滿足孩子活動需求，小孩總喜歡在附近巷弄騎腳踏車滑板、玩球和鬼抓人，或是坐在據點外階梯，彈吉他閒聊分享日常。 但這些小孩在社區的活動過程，卻常伴隨各種空間使用的衝突。 社區裡不時會聽到「這裡不可以玩！ 」的大聲叮囑，或是被鄰居抱怨嬉鬧聲太大、被開車的大人謾罵巷弄不是玩耍的地方。 師長與家長隨口一句「你就只知道玩！ 」無形中限制了孩子的想像力與自由遊戲的權利，競爭與目標導向的學習，取代了讓孩子在玩中探索自我，主流教養價值壓縮孩子自由玩耍的時間、讓「玩」被貼上「浪費時間」的標籤。 都市生活的各種「安全顧慮」，夏天太熱、冬天下雨、爸媽沒空、車子太多、沒地方玩⋯⋯，孩子只能在受限的「空間」與「規範」中遊戲。
今（2018）年8月民主黨內部初選時，她擊敗其他3位候選人，成為美國史上第一個由主要政黨提名參選州長的跨性別女性，最後在州長選舉中，獲得40.5％的選票支持。 儘管選舉沒能勝利，但她在人生另一場漫長苦戰中，終於得償所願──成為真正的自己。 老爸突出櫃，兒子大轉彎. 「我其實想成為女人！ 6年前，當時的「戴夫」突然對自己的導演兒子德瑞克告白。 那是德瑞克參加完電影節從機場回家的路上，而德瑞克以自己父親為主的紀錄片也已開拍，只不過，那時的主題還是「環保紀錄片」，他常常帶著攝影機跟著電力公司執行長的父親出去工作。 主修電影的德瑞克從小就喜歡拿著攝影機到處拍東西，父親也是被他記錄的對象之一，這一拍就拍了20年，德瑞克說，他還會繼續拍攝下去，「當我越了解那些我不知道的東西，我就越想繼續拍。
對這位年輕學者來說，他提出的問題是，隨著倖存者與見證者的凋零，沒有「活」的歷史，未來的世代將走入純然歷史的認識，這樣的記憶會如何？ 對類似的暴行又有什麼參考性？ 在二戰後開啟的，關於大屠殺該怎麼記憶（包括使用Holocaust這個字）、審判、賠償，是否就不會倒退回質疑記憶的真確性？ 甚至，這樣的記憶終究仍會被遺忘，如同這些調查顯現的徵兆？ 可以說，為大屠殺記憶奮戰的第一代，幾乎已逐步走向終點。 台灣則是完全相反的情形。 漫長的第一代尚未結束，我們還在為正義的基本討論做準備，平反的最大範圍在哪裡？ 共產黨人需要被平反嗎？ 有多少的記憶還未被說出、整理與面對公眾？ 甚或，該拆掉或另立什麼樣的「紀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