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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6日 · 無論是當代或歷史題材（如《指望》（1982）、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 ），楊德昌總是拍台北，似乎也喜愛聚焦敦北商圈。 在他那八又四分之一的作品中，在敦北商圈取景的就占了6部。 觀賞楊導的電影，能看見台北都市化的發展，甚至是台灣近20年的發展縮影。 楊導的故事未曾走出台北，他留下來的八又四分之一部作品中，更有6部在敦北商圈取景。 （插畫／查理小姐）
2023年9月1日 · 我是在賴聲川回國之後，認識了楊導。 當時，有一家重要的餐廳，老闆叫向子龍，跟 余為彥 是世新同學，原本都是搞電影的，但向子龍後來轉去做餐飲，那家餐廳就叫「談話頭」。 當年的台灣藝文人士、從香港來的演員等等，一定要去「談話頭」，吃個飯、聊聊天，在那家餐廳吃飯聊天的經歷，就開啟這一切。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唸高中的時候，會去艾迪亞餐廳看賴聲川彈吉他，後來，我自己也喜歡玩樂器。 曾經有一年，有一個派對，我跟賴聲川帶著吉他，去楊德昌在永康街的住處表演。 蔡琴與音樂圈熟識，也找來許多有名的樂隊指揮，bandleader來彈鋼琴。 這是我印象深刻的，曾經有這麼一個晚上，我跟賴聲川過去，所謂的Jam──去Jam一下（笑）。 這是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劇場與電影圈的密切互動。
- 什麼也沒有的地方，還有電視長片
- 城郊邊陲與大師名作「偶遇」
- 從跨校地下串聯到台映試片室
- 以電影同好為中心，輻散出片商、雜誌、叢書資源
- 尾聲：銜接八○年代金馬國際影展
七○年代的開頭銜接著六○年代的尾巴，那是全球抗爭「共時性」的1968年，美國反戰思潮、黑人人權運動、法國五月學運、日本安保條約抗爭⋯⋯，當時仍處於戒嚴體制下的台灣，對外來資訊嚴加管制，嚴密的篩子阻擋不住軟性的流行文化滲入：嬉皮文化與美軍電台播放的搖滾樂、喇叭牛仔褲與矮子樂恨天高。七○年代一開始，就連這些「毒素」都要剪除，1971年警察開始取締「穿著過分暴露短褲者、蓄長髮男子、褲腳過大妨害善良風俗者」。「褲腳過大」自然指的是喇叭褲，管束從五、六○年代抓捕各式讀書會成員的禁錮腦袋，來到七○年代儀表服裝的限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但可允許國家機器化身為一把利剪，1971年，在台北遭取締的長髮男子就超過兩萬人。 七○年代街上天天上演取締事件，看見頭髮稍長的男子，警察可隨意抓捕回去手起刀落，拍攝剪...
七○年代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到1978年台美斷交，外交上一連串的困境，使得夾帶民族主義的李小龍功夫片大受歡迎。在經濟上七○年代台灣產業從農轉工，十大建設的石化工業啟動，加工出口區林立，二林二秦的瓊瑤電影成為大量工廠女工的雲端依託，武打與愛情片成了國片裡的兩種典型。如果還想看一些別的什麼，可以去耕莘文教院翻一翻報章雜誌，翻到剛剛過去的六○年代邱剛健、莊靈、黃華成等人編輯的《劇場》雜誌：高達《斷了氣》、雷奈《廣島之戀》、《去年在馬倫巴》、費里尼《生活的甜蜜》、安東尼奧尼《夜》、黑澤明《羅生門》的分場或分鏡劇本。這些遙如外太空星燦的名字與作品，只聞樓梯響，什麼時候才能親眼見識呢？儘管已經把《劇場》上的《斷了氣》、《去年在馬倫巴》劇本讀得滾瓜爛熟，但再怎麼膜拜這也不過是「紙上電影」。 當時外片在台...
李大師在淡江文理學院就讀期間，除了平日看遍鎮上3家電影院（平均一個禮拜可看9部片），週末回老家等著看電視長片，還認識了同系的電影同好齊隆壬，以及建築系的吳永毅、林洲民，西班牙文系的朱全斌、王家倫等人，眾人商議要籌組電影社，卻遭學校阻止，校方的說法是：「學校每星期六在學生活動中心放映一部影片，還要搞什麼電影社團？」成立電影欣賞社團純屬與「政治」無關的文青愛好，也頻遭大人們阻攔，無獨有偶，學者李道明回憶：「1971年秋，我進入台大就讀，很快就認識一批電影發燒友，籌設電影社。但學校課外活動組以同性質社團不得重複設立為理由，批駁成立電影社，使我們只能借在視聽社的名義下成立電影組辦活動。」 六○年代末的白色恐怖知名案件「統中會案」，警備總部將組織自覺會、引領全國風潮的學生領袖許席圖捉拿逼供後，導致許席...
黃承晃的萬能還不止於此，與台映試片室的時間重疊，一九七○年代中期還有另一個電影同好聚會，同樣是以黃承晃為中心。當時蘭陵劇坊的金士傑、黃承晃、劉靜敏、蔡宏榮以及杜可風等人，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巷內公寓包下一層樓合租。李大師在〈文學青年，戲劇少女〉寫到：「黃承晃神通廣大從離台的美軍（！？）那兒弄到經典名片的錄影帶辦電影欣賞活動（從卓別林、基頓、愛森斯坦、普多夫金到雷奈的《廣島之戀》、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安東尼奧尼的《紅色沙漠》與楊秋的《紅聖歌》），那兒也就成了籍籍無名，但野心勃勃的這些電影、藝文青年的聚會所。」 台映試片室和蘭陵劇坊的成員多有重疊，蘭陵劇坊成員合租的空間，也經常讓1970年代重要的電影雜誌──《影響》的卓明、黃建業、林銳借用此場地編寫校對雜誌。蘭陵合租空間不大，觀影人一次大...
台映試片室的全盛時期在七○年代中期，到了七○年代的尾聲，1978年新聞局成立電影圖書館（1989年改名為電影資料館），對台映試片室有影響嗎？李大師說：「沒有影響，電影圖書館成立後，我們還是去台映看電影。因為電影圖書館剛成立，政府呼籲發行商捐贈，所捐的那些片子都是當初經過新聞局電檢制度，修剪得亂七八糟，慘不忍睹，我們才不要去那裡看。」 台映試片室的片子就不修剪嗎？其實也未必，只是修剪程度多寡的差別。李大師提到，當年由自己推薦在台映試片室放映朱爾斯．達辛（Jules Dassin）的《母子淚》（Promise at Dawn，1970），多年後李大師在朋友幫忙之下，上網下載完整版的《母子淚》，才發現當年看的版本，片頭一大段以蘇聯為背景的內容完全被剪掉，冷戰對峙的年代下，台灣身處美國這一方陣營，電...
2022年10月28日 · 回看台灣新電影浪潮，因為我們一無所知才有力量──詹宏志口述訪談. 2020年，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轉型為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以強化影視聽資產典藏、修復、研究及推廣，而為了累積更多口述歷史資料，影視聽中心開啟了一連串的口述訪談 ...
2016年8月23日 · 《菜鳥》去年在院線放映時我就看過，對於鄭文堂導演多年來在作品中對現實之黑暗面與社會正義的用心著墨，以及從《眼淚》到《菜鳥》持續揭露警界各種弊端的執著，深感敬佩。 這次再看，對導演的現實批判和淑世精神仍然尊敬，編導演各方面也有可觀處，但具正義感的菜鳥警員，因為角色稍嫌太過正直而顯得有些平面；結局也有些勵志味道，因為警界與地方勢力勾結的結構性敗壞，很難被一個受打擊不挫折的警員而改變。 不過，我深知希望以電影介入現實的導演，在台灣的處境下求存是多麼困難；光是劇情片觀眾普遍不想看到更真實複雜一些的現實情境，就夠讓電影創作者在編劇內容上進退維谷了。 觀眾閱讀電影的能力或口味可以培養，但它其實涉及政府電影文化政策的問題，於此暫不展開。
1980年代的前輩們，教會我們多少珍貴的道理，又留下哪些未解的問題？ 《青梅竹馬》中的1980年代，來了幾個正要上位的新老闆，每個人都戴著類似的眼鏡。 對於不同於西裝男士的女性，他們不願接受一個超出他們既存框架的「特別助理」，只想要你當他們的「祕書」，看看下面的風景。 1980年代的現實台灣，倒也來了幾個正要革命的新導演。 他們雖然跟片中新老闆長得一個樣，美學卻各異其趣。 我其實很享受這群奇葩帶給台灣電影的風景。 美國來的賽女士（人家不姓賽！ ），精準地以homosociality捕捉臭味相投的男孩俱樂部。 她指出這社會硬是會把「男子義氣」與「男同妖氣」的界線切得分明（相比於女性，從閨蜜到愛人，更具有光譜般的連續性）。 這些臭雞雞組成的親近關係，就會特別展現出「恐同」甚至「厭女」的風氣。
2020年8月25日 · 負責 逾20年的蔡敏政，在影片中緩緩道出自己第一部進電影院看的片子是《七匹狼》（1989；朱延平導演），進入片庫服務後，則是觀看「逐格畫面」多過整部電影的工作狀態。 一秒24格，一部90分鐘的電影，便有12萬9,600個影格需要檢視，不知道敏政是否記得自己完成多少部影片的初檢，從富有哲思的角度來看，每部影片所記錄的時光，已不是逐格計算所能負載的鉅量，歲月無比悠長，串成電影史的長河。 建構電影史最重要研究素材，是電影的本身。 影像雖然可以大量複製，但其消逝的容易程度超乎我們普遍的認知，可直接佐證電影史建構的影片本身，常常是付之闕如。 電影歷史的斷裂，因為偶爾尋獲的完整或不完整拷貝，可以略為補足，但也可能暫時無法獲得答案，只待未來有機會遇見那些原本以為不復存在的膠卷被尋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