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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的劉冠頡，35歲的莊哲維，原本毫無交集的兩人因為「畫馬路」的狂熱而認識。 劉冠頡是 Facebook粉絲專頁「標線改造台灣路」 創始人，他在粉專分享國外的道路設計，也常分析台灣道路的設計盲點。 不只提出問題，他也試圖提出可能解答，在粉專上貼出他改造設計的台灣道路圖，比較前後差異如何解決交通安全的疑慮。 3年來，粉絲頁成長至近2萬人，莊哲維就是當初追蹤的粉絲之一。 Ⅰ．劉冠頡：自學畫路改造師.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兩側有了標線型人行道後，顧客逛街或等餐終於不用站在車道夾縫中。 這也是劉冠頡設計的道路中第一條完工的人行道。 （攝影／陳曉威） 高雄市楠梓區的德祥路跟瑞隆路一樣，屬於商業活動頻繁的市區道路，每到中午或傍晚用餐時段，路上一樣擠滿車流跟人潮。
2023年8月23日 · 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室內游泳池，在3年內出現16例感染食腦變形蟲而死亡的個案，最終調查發現池水中雖加了氯，但池壁裂縫中的積水與旁邊花園的泥土，均可能是食腦變形蟲的汙染來源，且帶來的其他有機物也會降低氯的消毒效果。
2018年5月23日 · Supriyanto的死因是：「於船上高處曬衣時失足跌落，導致膝蓋受傷，嗣因傷口感染菌血症，最後因敗血性休克而死亡。 根據法醫驗屍報告，當時43歲的Supriyanto，雙腳膝蓋上，各有一個近半面掌心大的傷口，是感染菌血症、最後引發敗血性休克死亡的地方。 除此之外，Supriyanto從耳朵、手臂、背、膝蓋到腳跟，都有外傷，而且死時嚴重營養不良。 3則由同船漁工Mualip所拍攝的影片，為Supriyanto是否單純病死增添疑點。 片中，死者Supriyanto對著螢幕訴說：「船長有跟著打我，就是虐待我。 」那時，他頭頂流血、雙眼亦紅腫出血。 尋找真相的一片拼圖. 提起死者Supriyanto，Sukhirin說，在船上他們關係最好。
2023年12月20日 · 她成為「殺人犯的小孩」。 隔了幾天去上學，消息已從老家傳到其他城鎮，同學紛紛走避，鄰居指指點點，將這一家人視作穢物。 為對抗這些目光，Riri把離鄉工作、見到Susanto當作人生目標： 「我沒辦法跟妹妹抱怨，她年紀還小，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不記得爸爸的樣子；我也不能跟媽媽或外婆說，我怕她們擔心。 在Susanto出國前，Riri從未預料一別就是10年。 兒時的她無法理解「移工」這詞何其沉重，以為爸爸只是出趟遠門，不久就會回家了，就像媽媽一樣。 2013年前，Riri的母親Siti（化名）流轉卡達、杜拜等阿拉伯國家工作，Susanto則負責在家照顧Riri，同時下田和做零工。 直到二女兒出生，這對夫妻急需擴大財源，當時31歲的Susanto聽朋友說「台灣漁船很好賺」，就選擇上了台灣船。
- 第一代的記憶戰爭
- 民主未完成
- 無法平反的傷痛
- 一點點地贖回歷史
- 長出白色恐怖的眼睛
從曹耀東先生的家出來之後，我無法忘記握過的曹先生的手，那是握著歷史的感覺，但同時這讓我想到近日讀過的一份寫作綱要，是一個猶太裔的美國年輕學者的出版計畫。他提到2020年「猶太人向德國索賠協商會」（The 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針對美國1,350位超過18歲的民眾進行調查，其中40歲以下世代超過6成不知道大屠殺造成600萬猶太人死亡 （大多認為低於這個數字），更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人沒聽過大屠殺（Holocaust）這個字。 對這位年輕學者來說，他提出的問題是，隨著倖存者與見證者的凋零，沒有「活」的歷史，未來的世代將走入純然歷史的認識，這樣的記憶會如何？對類似的暴行又有什麼參考性？在二戰後開啟的，關於大屠殺該怎麼記...
轉型正義的基本特質，是民主之後的延遲課題，在過去時代不可能討論的事情，必須等到民主之後才存在。這個延遲的特質不只發生在新興國家，在許多有轉型正義課題的國家如美國的種族、原住民問題，也同樣如此。隨著民主的時間愈長，意涵與象徵更加多元，「歷史」也必須不斷被重述。而這些延遲的正義討論，也因與民主的進程同步發展，從而定義了一個國家的民主體質。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影響過去地下黨人是否該被平反的討論，而民進黨政府雖然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設立促轉會，但總統蔡英文出席經國七海文化園區與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開幕時，認為蔣經國「堅定『保台』的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蔡英文的發言讓人想起關於兩蔣經常出現的「功過並陳」論調。雖然脈絡不完全相同，但白羅斯曾出現一方面清查政治受難者的人數，但幾年...
製作《無法送達的遺書》增訂版的時候，我經常回想起自己透過出版品是如何認識民主的。2013年出版《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3冊的時候，我以為自己是在一個結論的位置，回望台灣民主的「正向」發展。直到2015年《無法送達的遺書》的出版，第一次觸碰到白色恐怖與政治犯的題材，這當中的記憶與修復課題，才讓我意識到，民主之後，真正的難題才開始。 7年前有一件事至今難忘。還記得這本書發表會前幾天，我致電給一位家屬，她在電話中跟我說，「我願意去新書發表會，但請不要認出我，也不要叫我的名字。」當天她來了，帶著受傷畏懼的眼神認出我是出版社的編輯，但我們什麼也沒說。我在會場角落靜靜看著這位女士瘦小的身影，像被擠壓了的小黑點，自以為這本書的誕生代表被壓抑的從此可以發聲，一股難以言喻的心情在我體內炸開。 傷害是無...
編輯的工作，經常充滿著偶然與想像，但以面對白色恐怖的意外最多。經常在這些解凍與縫隙般窺探的工作中，過去被威權教育體制封存的感知才獲得打開的機會，得以真正走向那個時空，在那些革命與肅清的背後，社會體制彷彿才浮現。那是研究者林易澄在《無法送達的遺書》書中郭慶篇〈他一定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不斷猜想的，一個雲林青年是怎麼在1940、50年代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那是研究者林傳凱這幾年跟他的同伴，要把白恐案件帶給遺族、帶回地方的歷史鄉鎮化的努力。這些政治案件的當事人不是紀念碑，我們走向他們，是為了更完整面對歷史，那些被體制掩蓋的遺址，需要被指認曾經生活過的樣子。 幾天前，剛從倫敦回台灣的黃溫恭外孫女張旖容來到辦公室，討論她正在書寫的屬於政治犯第三代的家族記憶。張旖容可說是遺書歸還運動開啟的源頭，我問她，妳...
比曹賜讓早100年落難流放的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我長出白色恐怖的眼睛後，這個青年時期曾經鍾愛過的小說家，他的人生與作品似乎也變得不同了，就地變得親近，不再那麼「異邦」。杜斯妥也夫斯基監禁的時候，唯一寫信的對象是他的哥哥米哈伊爾，或許就像曹賜讓寫信給曹耀東一般的情感。南國悶熱的軍法處與西伯利亞或許並不遙遠。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傳記我注意到一個細節，他在10年流放後重返聖彼得堡，加入了一個團體，專門在幫助重返社會的政治犯，為此，杜斯妥也夫斯基甚至自願上舞台演出募款。官方補償或賠償舊時代的政治犯其實是非常「當代」的事情，然而不論權力體制是不是認為這件事重要，重點還是民間的互助，我想從19世紀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就是如此。然而我們也確實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此不同，我們更有機會改變體制，我們是如此見證「...
失智症. 家庭. 社會福利. 心理. 照護. 警政. 每隔一段時間，失智長者走失的消息總會出現在新聞的一角，心焦的家屬在社群媒體發文尋人，但是走失事件對家庭的衝擊，卻鮮少被探索及理解。 本文作者身兼失智者家屬與研究者，從切身經驗出發，訪查多位失智家庭照顧者，描繪失蹤事件帶來的具體影響，以及可能的因應策略與挑戰。 失智症走失，2019年9月才新增為失蹤人口統計一項獨立分類，具體而微反映出「失智失蹤」在當代台灣社會已成為一個難以忽視的社會問題。 目前國內專責失蹤協尋的單位為內政部警政署，2020年警政單位受理失智症走失1,544件，2021年略攀升為1,616件，2022年上半年（截至7月底）則已受理1,004件，凸顯 失智者失蹤協尋的需求逐年攀升，成為警政單位重要的業務和課題。
2023年9月9日 · 本文為 《寫字療疾：臺灣文學中的疾病與療癒》 書摘，由遠流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由《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寫字療疾》由26位作家、學者、醫師共同刻畫台灣疾病的多元面貌，針對台灣文學中經常書寫的傳染病、精神疾病、集體創傷、慢性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