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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他死、你死、我死，是很不一樣的。 」年輕時擔任護理師的張蓓蓓，親見過許多生離死別，雖然難免會傷感，但終究不是切膚之痛。 5年前，恩愛多年的丈夫去世，讓她陷入了長時間的悲傷，無法完全面對，更無法去表達。 因緣際會接觸到了生死學，並投入其推廣工作之後，她開始以「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方式，幫助更多素昧平生的人。 就連最令人恐懼的「我死」，也因為舉辦生前告別式的「壯舉」，成為了張蓓蓓在親人、好友中涅槃重生的契機。 2015年的春天，丈夫像是又得了重感冒，喘得很厲害，張蓓蓓陪他去醫院檢查。 拍完X光片，發現肺部已經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功能，立即將他送進了加護病房。 早上來看病，下午就要插氧氣管，丈夫無法接受，醫生請她來幫忙說服。 「我就跟他講：『為什麼不肯插管？ 你生病了就是要治療啊。
「每個人都會死，但你是否夠清楚自己做的決定？」呂忠翰、張元植將在2019年6月攜手挑戰台灣迄今無人攀上、死亡率高達27%的「登山者聖殿」K2，他們並非不怕死，只是更怕失去冒險的勇氣。
2024年3月20日 · 去年（2023）12月底，一名1歲大男童於台北市文山區保母托育期間疑似受虐死亡，時隔3個月，由親友3月10日於 社群平台揭露 ，不但全國震驚、譴責保母，主責男童收出養與安置工作的兒福聯盟與訪視社工更成為眾矢之的，史上首位 社工被上銬 畫面更 ...
2021年1月24日 · 生與死的灰色地帶──台灣死刑量刑基準的質變與張力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20年來司法審判面對極端嚴重犯罪的視角，有著劇烈的轉變，從以往只看行為與該負上的罪責，漸漸朝向需要在判決前完整了解這個「社會人」的一生──愈來愈多判決書呈現被告從小到大的故事。 每當發生極端的刑事案件，「殺人償命」的素樸正義聲浪便會掀起。 對於犯下最嚴重罪行者，死刑和無期徒刑的界線在哪裡？ 《報導者》透過爬梳歷年來罪行嚴重程度可達死刑案件的判決書，發現這條模糊的界線隨時間有著劇烈變化；外在民意浪潮與國際人權趨勢中，死刑的邊界在不同的張力間拉扯，逐漸發生質變，漸由純粹的「論罪」，傾向更深刻與程序化討論「量刑」。
2022年7月5日 · 2008年，一位政治受難者孫女意外在國家檔案中發現被槍決家人的遺書，開啟後續一連串「遺書歸還」運動，至少有208位受難者寫下的906頁文書，封存在政府機關裡，家人從不知道這些書信的存在，只知道他們的珍貴之人被迫提早從人世間離席了。 「收信者」懷著疑惑、不解、悲傷、怨懟⋯⋯在白色恐怖的肅殺之中踽踽獨行數十年。 本文選自學者林傳凱書寫1953年遭槍決的政治受難者王文培與父親王大銘的故事。 王文培，成長於高雄前金，涉及1953年判決的「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法學院支部案」，於1953年9月5日遭槍決，得年25歲。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校園裡左翼思想盛行。 王文培受同學啟發，於1948年底接觸地下組織。 不過他在校內活動的時間並不長。 1949年夏天，他先因學業成績遭校方退學。
2022年10月16日 · 今年55歲的陳明志是自救會據點裡最常見的身影之一。 因5年前一場中風，他的左手左腳有些不便，走路時一拐一拐，但他依舊開車奔波家裡和自救會之間，來去自如。 陳明志是家中離農從工的第一代。 年輕時為了養家，他在鄰鎮的機械廠工作，不太瞭解村裡的公共事務，「等於是活在自己的世界，每天上班、下班，顧家己的某囝，除了自己的親戚朋友，跟社區的每個人都不是很熟悉。 」直到32歲那年，陳明志開始做當地宮廟的會計、第一次參加社區活動，他才意識到自己原來也是有能力為公眾做事的。 本來只是一個在廟裡做會計的青年，卻被坤輿掩埋場的危機激起了俠義心腸。 不甘心村裡有知識、有資源的部分頭人以片面資訊欺瞞村民，陳明志站出來協助組織自救會，擔任抗爭的主要發言人。
2016年5月12日 · 當精神科醫生吉力根（James Gilligan）在1970年代初期走進一間犯罪精神病院時，這家病院內部的暴力幾近失控，受刑人被殺，獄吏被殺，訪客被殺，他認定那些人就是心理變態，是另一種物種。 但在接觸他們之後，他發現這些最殘暴到無可救藥的角色，「全都說在開始殺別人之前，自己已經死了，他們覺得內心已死，他們缺乏感受的能力⋯⋯有的人會自戕，或是用最駭人的方式自殘，不是因為他們覺得內疚，不是為了贖罪，而是因為他們想要看看自己能不能感受。 他們發現，內在的麻木甚至比肢體的痛苦還折磨人。 「有人告訴我，他們感覺上就像是機器人或殭屍，身體空洞或塞滿了稻草而不是血肉，所以有的不是血管和神經，而是繩子和線圈。 有個收容人告訴我，他感覺自己像『正在腐爛的食物』。 這些人的靈魂並非無緣無故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