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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厄斯·休伯特·保羅·科爾曼 （英語： Mathias Hubert Paul Cormann；1970年9月20日 —）是 澳洲 的一位政治家。 生平. 出生在 比利時德語區 奥伊彭，屬於 澳洲自由黨。 他在 阿博特內閣 、 滕博爾內閣 和 第二屆莫里遜內閣 擔任財政部長，直至於2020年末退出政壇 [1][2]。 参考文献. ^ Tony Abbott's cabinet and outer ministry. smh.com.au. AAP. 16 September 2013 [16 September 2013]. （原始内容 存档 于2017-08-06）.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互联网档案馆）
馬賽厄斯·休伯特·保羅·科爾曼（英語： Mathias Hubert Paul Cormann；1970年9月20日 — ）是澳洲的一位政治家。 出生在 比利時德語區 奧伊彭 ，屬於 澳洲自由黨 。
馬提亞斯·科爾曼（英語： Mathias Cormann；1970年9月20日 — ）是澳洲的一位政治家。 生平 出生在比利時德語區，屬於 澳洲自由黨 。
2023年5月3日 · 馬英九受邀到希臘參加第八屆德爾菲經濟論壇演講， 被主辦單位兩手呼攏，先是頭銜被稱「台北前總統」（Former President of Taipei），更正後又在論壇舉辦前一天被改成「台北前領袖」 （Former Leader of Taipei），這種字詞上的排列組合，確實很有創意。 外交部比馬英九還緊張，直說要審慎評估決定是否出席論壇。 陸委會邱太三用很理性的語調「在盡所有努力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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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從個體行動者與法人行動者出發，試圖整合社會學理論微觀主義與巨觀主義，因而在經濟社會學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是由包括行動系統、行動結構、行動權利以及社會最優等四組基本概念構成的。但是，他的理論忽視了行動者的偏好、欲望以及心理預期，忽視了感性選擇以及社會關係網路對個體行動以及社會行動的制約作用。
•中文名：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
•提出時間：20世紀90年代
•對象：個體行動者與法人行動者
•重點：整合社會學理論
•結構：行動系統、行動結構
•缺點：忽視人的偏好和欲望
自西方文明發源以來，“理性”一詞就成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主題，成為貫穿西方文明歷程的核心概念。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理性典範，從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高揚到後現代對理性的批判和重建，無論是古典時期的智者，還是當今學者，對“理性”存在諸多爭議，或褒或貶，或拒斥或認同，理性概念的核心地位都不曾動搖。它作為西方社會發展的特質，成為眾多理論關注的焦點，成為多種理論樣式的思想立場和思想源泉。韋伯的理性化思想、霍曼斯的社會交換理論、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等等，理性成為眾多社會學理論流派的核心概念。理性選擇理論正是結合了西方文明的理性特質和西方社會的現實生活而生成的。它是當今社會科學具有廣泛影響力和較強解釋力的思想工具，成為具有很大發展潛力和思想空間的研究方向。
在吸收了各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對理性選擇理論作了系統的社會學闡釋和分析。理性選擇不僅用於分析經濟行為，還被用來解釋更廣泛的社會行為。其理論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僅對社會學的兩大主題社會行為、社會系統作了較為有效的解釋，也對解決社會學的理論困境和方法論爭論做出了貢獻。但是，任何理論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不能窮盡社會生活所有的複雜性。
西方社會學理論孔德以後，受二元論哲學思維方式的影響，一直存在著相互對立的理論研究理路。那就是單子論與整體論、還原論與有機論、個體論與系統論、行動理論與結構主義、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也就表現為微觀與巨觀的對立。理論研究過程中二元對立傾向越來越引起許多社會學家的不滿，他們紛紛從各自的研究旨趣出發試圖綜合社會學理論中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微觀理論與巨觀理論之間的鴻溝，努力實現社會學理論的統一與整合，帕森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20世紀50年代以後，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因其過分專注於社會結構與功能之間的有機整合性、社會發展的和諧性而忽視了社會事實之間的衝突與不一致性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和批判。這誠如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在二戰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整個世界的社會學都為美國社會學所主宰，社會學理論中深深地埋下了帕森斯的印記。現在回過頭來看，帕森斯思想享有的聲望未免太高，因為他那種抽象、含混的風格引起許多人的麻煩。”這樣，反思社會學功能主義研究理路、尋求社會學方法論突破、構建真正能夠反映與把握社會現實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就成了帕森斯以後社會學家共同的心聲。
從50年代到80年代，在批判帕森斯功能理論基礎上美國社會學界群星璀璨，但都是過眼煙雲、稍縱即逝。到了80年代，整個社會學界日益出現了微觀與巨觀整合趨勢：整體主義、巨觀主義社會學理論試圖引入個體心理學理論，而個體主義、微觀主義社會學理論則不斷擴大自己的理論視野，試圖將社會系統與社會結構納入到自己的理論範圍之中。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成為傑出代表，他1990年出版的《社會理論的基礎》正是努力實現微觀與巨觀的整合。為此，他的導師羅伯特·默頓曾經這樣高度評價這本著作： “自半個世紀前帕森斯所著《社會行動的結構》問世以來，這本書是有關社會理論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科爾曼教授在分析批判傳統社會理論的基礎上創立了新的社會行動理論。他對法人行動者的分析是具有深遠影響的新思維”。
自西方文明發源以來，“理性”一詞就成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主題，成為貫穿西方文明歷程的核心概念。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勒內·笛卡爾（ReneDescartes）的理性典範，從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高揚到後現代對理性的批判和重建，無論是古典時期的智者，還是當今學者，對“理性”存在諸多爭議，或褒或貶，或拒斥或認同，理性概念的核心地位都不曾動搖。它作為西方社會發展的特質，成為眾多理論關注的焦點，成為多種理論樣式的思想立場和思想源泉。韋伯的理性化思想、霍曼斯的社會交換理論、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等等，理性成為眾多社會學理論流派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建立在某種基礎之上的，理論基礎構成了該理論生長的關鍵。總體上看，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主要有三個方面，那就是經濟學基礎、社會學方法論基礎以及交換理論的基礎。
一段時期以來，理性選擇理論試圖運用經濟學“合理性”概念對社會行動與社會秩序做出新的解釋。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經濟人”假設占據了主導地位。亞當·斯密認為人的理性就在於他能夠在對各種利益的比較中選擇最大的利益，以最小的代價實現自身最大的需要。斯密同時認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是通過市場交易來實現的，運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會實現個人選擇的最優組合，從而實現個人選擇與社會選擇的有機結合，進而使整個社會富裕起來。新古典經濟學繼承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他們認為：個體行動是理性的；個體可以獲得足夠的、有關周圍環境的各種信息；個體可以根據所獲得的各方面信息進行理性地計算和分析，從而按最有利於自身利益的目標選擇決策方案，以獲得最大效用。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人”假設儘管存在很多缺陷並且得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經濟社會學家們的修正，但是這種“經濟人”、“理性人”的思維方式卻為所有的理性選擇理論者所繼承和發展。也正是在上述經濟社會學理論基礎上，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以“理性”為基礎解釋了個體的目的性行動以及在此基礎上有目的的選擇。
從方法論上說，科爾曼“採取個人主義方法論。”事實上，理性選擇理論並不是一種解釋行動理論，而是解釋和說明社會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功能發揮的理論。科爾曼指出，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解釋社會系統行動。在他看來，社會學史上主要有兩種解釋模式，即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解釋方法。整體主義方法論側重於對不同系統的同一行為進行樣本分析或是對一個系統在某個特定時期內不同行為進行分析，因而忽視了系統的內部層次，特別是忽視了個人行動層次而缺乏解釋力。方法論個體主義是用系統的不同組成部分(如個體行為)來解釋系統行為，它可以根據所要解答的具體問題來選擇令人滿意的解釋層次。因而科爾曼選擇了個體主義方法論，他稱之為“系統行動的內部分析”。
此外，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還受到霍曼斯、布勞的交換理論以及納什的博弈論影響。這些理論不僅注重經驗分析和邏輯分析的統一，而且還注重從人與人的交換中分析社會系統和社會整合，強調個人行動是社會行動的基礎，通過個人能動性的社會行動可以形成整個社會行動。這有助於對個體社會行動和巨觀社會現象做出解釋。
面對社會學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團隊精神、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論，面對社會學研究路線的微觀主義與巨觀層面的斷裂，面對霍布斯難題—— “社會秩序何以可能”，科爾曼試圖建立一套社會學理論彌合、銜接巨觀的裂痕，實現微觀與巨觀之間的自然的過渡、連續，還唯名論以現實的微觀基礎。因此，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在方法論上是以個體行動為起點和出發點，以巨觀的社會結構為研究目標，實現微觀與巨觀的連線。即他主張用系統的不同組成部分(如個人、群體、組織、制度)的行為來解釋系統的行為，稱之為“系統行為的內部分析”。也就是說，他進行的是以個人理性行動為基礎的多層次解釋— — 個體是如何合理性地展開行為獲取最大效益，這些眾多個體理性行為又是如何形成規範從而形成系統和秩序的。
理性選擇理論以“理性人”為基本假設和出發點，以效益最大化為行動的追求目標。“理性人” 不同於社會學的純粹工具理性的抽象經濟人假設，也不是帕森斯意義上的僅受限於社會規範的“社會人”，而是處於社會互動、社會關係中的能動選擇的主體，獲取最大利益的主體。所以， “理性人”兼有經濟人和社會人的性質，既追求最大利益又受社會關係的制約。科氏的“效益”並不局限於經濟效益，還包括社會的、文化的、情感的、道德的多種偏好影響下的其他效用，理性人以合理性行動追求這些效益的最大化。
科爾曼認為，社會學的任務就是解釋社會行動系統，即解釋社會現象、分析社會事實，而不只是解釋個體心理活動。但是，要想解釋社會現象就要藉助於對個體行動的解釋，即通過對個體行動的分析去說明“處於巨觀水平下的個人行動以及這些行動是怎樣構成巨觀社會現象的”。為此，科爾曼說道：“本書認為，如果社會理論的目標是解釋以個人為基礎的社會組織活動，理解個人行動便意味著尋找其隱藏在行動內部的各種動機。所以，解釋社會組織活動時，必須從行動者的角度來理解他們的行動。換句話說，局外人認為行動者的行為不夠合理或非理性，並不反映行動者的本意。用行動者的眼光衡量，他們的行動是合理的。”總結起來，他的理性選擇理論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理性選擇理論包括行動系統、行動結構、行動權利以及社會最優等四組基本概念，這些概念構成了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
第一，科爾曼認為，行動系統包括行動者、資源和利益等三個基本元素。行動者就是經濟學中所說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們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從事著各種經濟社會行動。在一個社會行動系統內部至少要有兩個行動者，“而且每個人都控制著能使對方獲利的資源，這樣他們就必須從事與對方發生關係的活動。”科爾曼認為，行動者的行動有其自身的特點從而形成三種不同的行動類型：行動者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控制著他能夠從中獲利的資源。“由於行動過程中只有一個行動者，所以這種行動不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各個行動者能夠用最小的成本去控制著使自己獲利最大的資源，此時，“行動者利用自己控制的與自身無益或益處不大的資源與他人交換，而那些人則控制著能使他獲利最多的資源”；行動者讓渡自己控制的、能夠使自己獲利的資源，這種行動在社會系統中十分普遍，因為行動者期待著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
資源的種類也有很多，包括財富、事件、物品、信息、技能、情感等。資源是行動者進行行動的條件及保證，它們也可以劃分成三種類型：私人物品、事件和某些專長，這些資源具有“可分割性、可轉讓性、可保留性、即時交付性和無外在性等性質。”而行動者的利益則由一定需要與偏好構成，它包括物質的、精神的以及社會的需要與偏好。在行動系統中，行動者與資源之間的關係是控制關係與利益關係，一般情況下，行動者並不能控制滿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資源，許多資源是由其他人控制著；同樣，行動者也控制著其他人所需要的某些資源。因此，兩個以及以上的行動者就可以交換資源，以此來滿足各自的利益，這樣就產生了人際互動。
第二，社會系統內部存在著不同的行動結構，這是由於各種行動中包含的資源、行動以及行動的背景不同引起的。科爾曼指出，有目的的社會行動與私人行動不同，前者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關係：“交換關係、市場、分離的權威關係與權威系統、共同的權威關係與權威系統、信任關係與信任系統、規範形成結構、集體決定結構即集體行動和法人行動。”為此他用了大量的篇幅（從第一編到第三編）詳細闡述了社會系統的各個行動結構。
在科爾曼看來，交換關係最能夠說明行動者之間的社會結構。因為最簡單的行動系統是兩個人之間進行資源交換。在資源交換過程中，每個行動者通過交換總想為他人也為自己帶來好處。因此，人們通常認為這種交換不僅是自願的而且是雙贏的。可是一旦交換超出經濟領域進入到非經濟領域，那就意味著“交換可能進入非自願的、強迫行動領域，威脅和允諾都被看作交換。”科爾曼舉例道：“例如，一個小孩把衣服扔在地上，家長威脅他：如果不檢起來就打屁股。因為家長憑藉體力和對孩子的法律地位，擁有這種權利。於是，孩子拾起了衣服，家長的利益得到了滿足。這樣，作為交換，家長暫時放棄了打孩子的權利”。
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在現代經濟社會學界已經產生了廣泛影響，科爾曼往往成了理性選擇理論的代名詞。其理論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科爾曼揭示了經濟社會學理論新的發展方向。正如他自己在這本書的序言裡所明示的那樣，“本書充分意識到重建社會需要相應的理論知識，並力圖使書中內容滿足這一需求。只有特定的社會理論，而並非任何社會理論均可滿足上述需求。其原因在於創建社會組織不僅需要有關係統活動的知識，而且需要了解系統組成部分的活動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因此，此種社會理論需求方法論上的個體論。由於獲得上述知識必須以理論與研究的密切結合為基礎，此種方法論上的個體論必須促進這一結合。創建社會組織是具有某種目的的行動，因此其理論基礎必然是理性行動理論或具有目的性的行動理論。”經濟社會學100年來的發展歷程充分表明它應當不斷吸收經濟學、社會學理論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以豐富自己的學科體系。
第二，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提供了一種自帕森斯以後對社會系統實行微觀與巨觀相結合的社會行動理論。自孔德以後，社會學理論中微觀與巨觀之間的分化與整合始終是一對矛盾。科爾曼從社會行動出發，把個體行動與社會結構看作是一個相互統一的動態過程，這種方法論既不同於“把行動視為行動者賦予了主觀意義並指向他人的社會行動”的韋伯，也不同於社會行動“發生於文化和環境內，個人為獲取某種目的所發動的，是整個社會的一環”的帕森斯理論。科爾曼注重法人行動研究，從而為理解與解釋社會基本事實、現代社會的發展方向奠定了基礎，實現了微觀與巨觀之間的互動整合，增強了理論的說服力和生命力。
第三，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借鑑了經濟學均衡分析與理性選擇模型，並將其擴展到社會行動領域，同時在理論框架和數學模型方面進行了大量的開創性工作，有助於提高社會學分析社會問題的精確性和解釋能力。
科爾曼的理論貢獻是不能遮蔽的，它不僅對社會學的難題— — 微觀與巨觀的結合作了理論嘗試和經驗分析，也對社會學的研究層次(如法人行動等一些中觀層的課題)給出了啟示。此外，它對社會學開展與經濟學的對話提供了基礎和空間，有利於社會學由邊緣走向中心。但其理論在發展過程中，未加限制地把目的理性擴展到經濟行為以外的社會行為上，擴及到巨觀的社會系統研究上，必將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和局限。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完全理性的問題
“理性人” 的特徵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無論科爾曼將理性的概念如何泛化、擴展，行為者具有充分的計算能力這一點是沒變的。即行動是通過一套以科學為基礎的理性計算實現的。它假定：個體通曉一切手段會產生的後果，行動者採取相應步驟是自己熟悉可資利用的種種手段；他們能夠將普遍化的願望轉化成特定的目標；他們能籌劃出一個時間序列，如果遵從這個時間序列，就會實現目標。而且他們能夠從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中獲取力量並且還知道他們的利益何在。這些假定說明沒有什麼是理性所不能把握、設計和安排的。理性人雖然處於各種社會制度、社會關係中，但這些都可以以理性的形式計算和利用，人具有完全理性。而現實的社會生活和現實的社會行動告訴我們以上這些是不可能的。因為，主體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無所不知。只有在信息完全充分，環境簡單純粹，對象必然按某一規則運動，沒有偶因參與的條件下，個體才有可能作出完全理性的選擇，而這樣的真空狀態並不存在。這種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已遭到主體間性認識論的挑戰。利益也並非都可預見，也有許多是在行動過程中逐漸發現的。所以理性行動只是在特定環境下有限理性的條件下實現的短期結果。
“阿羅提出有限理性，他指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為既是有意識的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諾思看來，人的有限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環境是複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複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正是基於對有限理性的承認，效益最大化也是不可能的。正如西蒙所認為的，是“滿意” 的結果，而並非是“最大”。“行動不是可以藉助現代數學和物理方法描述的技術決定系統，在一定程度上與人們的心理和生理活動相聯繫，完全理性的人是一種極端的情況，通常更多的決策依賴於習俗、慣例和模仿等。”因此理性選擇理論必須對“理性” 加以限定， “有限理性” 才更加接近現實生活。
(二)一切行為都是理性行為的問題
理性不可能是完全理性，那么所有行為也不可能完全是理性行為。合理性是理性理論的基石，它也就有意無意地以理性行為解釋了全部社會行為和系統行為。然而，現實的Et常生活世界豐富多彩，並非一切行為都是理性行為，個體行為如此，法人行為也不例外。即便在一個行為之內，在判斷它是理性行為還是非理性行為時標準也是模糊的，沒有純粹的理性行為，理性行為與非理性行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人類行為是複雜的，人們往往要在效益與價值之間進行權衡，在這二者間尋找均衡點。
學習和研究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同時反觀中國社會或用中國社會現實反觀西方社會學理論，將有利於中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對話甚至互補，促進社會學理論的修正和完善。
中國和西方文化不同源，社會不同質。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徵是費孝通先生概括的“差序格局”，是群己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倫理本位的組織方式，是關係主義的思維方式。相對於西方社會個體的理性和獨立，中國似乎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個人，有的是“私人”，有的是帶著“群”和“圈子”背景的個人，個體生活在以家庭關係為基礎展開的人際關係中。因此，個體的行為選擇帶有倫理性、親緣性、經驗性的特徵。劉少傑稱此為“倫理的感性選擇”，並認為它是中國社會傳統的行為選擇方式。 這與科爾曼的理性原則和效益最大化原則是相悖的，但它卻很好地維持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的制度和秩序。
在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下，中國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由農業走向工業， 由計畫走向市場，社會結構發生變遷。當前的社會結構既具有傳統社會的痕跡，又有現代西方社會的影子。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仍舊沒有離開各種關係、各種圈子，但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這種關係和圈子與傳統社會相比帶有更多的工具性、交換性、互惠性和功利性的特點。所以在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影響下，中國社會的行為選擇在保有倫理性、情感性的基礎上帶有工具性的色彩。但工具理性沒有居於核心地位，其套用程度遠不如西方。理性選擇與感性選擇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相互滲透，感性選擇仍居主導地位，仍是一種實踐的模糊邏輯下的行為。中國經濟生活的理性化，政治生活的法制化仍是個漫長的過程。西方的各種理性制度移植到中國總是會產生意料中的合法性衝突，如果其貫徹實行不能與中國特有的行為方式相契合，制度和組織就會變成神話和儀式，不會得到有效的實際運作。因此，僅以理性的原則和方法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不會找到真實的答案，因為理性選擇的邏輯沒有在中國得到真實完全的演繹。必須結合中國傳統的倫理感性行為特徵和現代社會轉型的理性因素，多角度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生活的運轉和維繫機制。中國社會的行為選擇方式對理性選擇理論是挑戰，也是補充。理性選擇理論的普適力和解釋力在中國遭到質疑，將促使其進一步修正完善。
理性選擇理論在解釋現實生活時產生了困境，需要進一步反思和完善，提高理論的包容能力。其基本出路，一是進一步精練理性概念，對理性選擇的適用範圍和套用策略作出限定；一是對理性選擇理論補充，整合內在的矛盾和衝突。這也是目前理性選擇理論正在深入研究的問題。
華僑報. 博鰲論壇第三屆大會本月十九日在珠海揭幕 聚焦移動通信等12個議題. 2023-09-08 03:30:00. 【專訪】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第三屆大會澳門推介會釋出：是屆大會在本月十九至廿一日在珠海舉行，大會聚焦「移動通信、金融科技、氣候危機、智慧建造、智慧材料、生物醫藥、現代中醫藥」等十二個議題，邀請近百名專家學者作分享，兼安排六條珠海極具代表性的科創考察路線，希望與會的數十個國家的上千位代表收獲豐碩。 是屆大會澳門推介會昨日上午假澳門科學館舉行，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大會主席團執行主席梁維特﹑組委會執行主任李廣韜，澳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財政局﹑文化局官員，澳區全國人大代表，以及各有關機構﹑社團﹑媒體代表近百人出席。
馬提亞斯·科爾曼 繼任 Ben Morton 澳洲 財政部長 任期 2021年5月6日—2022年5月23日 與喬許·弗萊登伯格同時在任 總理 本人 前任 喬許·弗萊登伯格 繼任 吉姆·查默斯 任期 2015年9月21日—2018年8月24日 總理 麥肯·滕博爾 前任 喬·霍基 繼任 喬許·弗萊登伯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