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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6日 · 作者簡介：朱德貴，1964年生，江西弋陽人，現為哈爾濱商業大學經濟史研究所所長，教授，研究方向為秦漢史。. [摘 要] 秦漢《田律》反映了土地、農田水利、畜牧、生態保護和農業稅等立法情況，並非學術界所公認的狹義上的農業觀，它其實是指在 ...
2020年7月11日 · 戰國秦漢之際人雖然還不理解歲星超次的規律，但在實踐中卻不能不碰到超次現象，需要面對兩個選項：一是打破連續循環而與歲星一起跳過一辰，稱爲“超辰”；二是改變與歲星宿次的對應關係，以保持原有的連續循環序列。 本文將歲星與歲名、歲陰的對應關係稱爲“星歲體系”，將連續的歲陰循環組成的年代序列稱爲“歲陰序列”。 上述“選擇題”可以簡單地表述爲：在歲星超次時，調整星歲體系，還是改變歲陰序列？ 要理解古人的選擇，得先釐清歲陰的性質。 過去，人們習慣於把歲星和歲陰跟紀年聯繫在一起，以爲古人先以歲星紀年，因爲歲星有超次且運行方嚮與十二辰相反，故而發明出作反方嚮運動的理想天體歲陰，不與歲星一起超辰，而用以紀年。 其實，戰國至秦漢之際的歲星和歲陰都還不具有普遍的長期性紀年意義，只是偶爾被用作某一年歲的標誌性特征。
2017年5月5日 · 上世紀後半葉至本世紀初，是全國各地楚、秦、漢、吳、晉簡牘“爆炸式發現期”，相當一部分簡牘為郡縣行政系統或與之平行的屯戍系統文書檔案，為戰國秦漢至三國西晉地方行政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 借助出土簡牘，配合石刻、銘文、封泥、印章、壁畫等材料，重新思考基層行政相關問題，已經有諸多學者提供了示範性研究。 有鑒於此，先秦秦漢史公眾號擬於4月下旬推出“出土文獻與戰國秦漢地方行政研究新境”專輯，推介相關研究成果。 期待各位前輩、同道支持！ 專輯顧問：鄒水杰，專輯策劃：游逸飛、徐暢，專輯編輯：李凱凱、姚磊。 秦漢時期的“尉”、“尉律”與“置吏”、“除吏” ——兼論“吏”的屬性.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楊振紅. 關於秦漢時期官吏的任免程序以及官、吏的概念，由於傳世文獻語焉不詳，有很多問題目前尚不甚清楚。
2017年5月18日 · 秦漢時代，「都官」一詞有著中央機構總稱的意思。 「都官」同時包括了真正處於京師的中央機構，以及這些機構設於地方的分支單位。 真正位處首都的「都官」，就是存世文獻習見的「中都官」，包括九卿以下的所有中央官署；設於地方的都官，就是一些負責替皇帝掌控國內山林藪澤自然資源的官署。 如鹽、鐵、工官等，便是典型的地方都官。 這些地方都官原先大多直屬於少府，其後因漢武帝以後皇室財政逐步向國家財政傾斜而漸漸改屬大司農。 地方都官屬於非治民官，與負責民政的郡、縣有所不同。 雖然地方都官的長官級別等同縣令、長，但它們的轄區只佔據縣的一隅之地，局限在自身的鹽場、工房之中。 地方都官設置在縣裡的特點，導致它們體制上雖直屬中央機構，但日常的文書行政、財務行政、物材行政三方面均極度依賴所在郡、縣處理。 一、前言.
2020年2月19日 · 謝雅妍.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一. 前言. 過去，在里耶、居延等地發現寫有地名、郵遞方式的簡牘（無論帶有封泥匣與否），學界通稱它們為「封檢」。 然而，諸家對於不同形制的「封檢」各有定名，並無劃一標準。 隨著《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下稱《東牌樓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下稱《選釋》）、《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下稱《尚德街簡》）諸東漢簡牘先後出版，揭示了此類文書形制的更多面貌，在年代上亦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因此，本文擬對此類文書的命名作一歸納，同時探討其形制在秦漢之間的變化。 二. 前人研究與各種定名. 1. 王國維先生的〈簡牘檢署考〉是對「檢」類文書最早的研究。 王氏疏理文獻，指出古書函上封一板，此板即為檢。 而檢上當有刻紋、齒印用以繫繩、印封。 最後在檢上題所予者名。
2020年7月17日 · 戰 國 秦 漢 文 字 與 文 獻 論 稿. 作者：鄔可晶.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6月. 裝幀：精裝16開. 頁數：471頁. 定價：128元. 、 內 容 簡 介. 本書收録鄔可晶先生2018年9月之前發表或撰寫的有關戰國秦漢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研究的學術論文31篇，內容包括戰國秦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考釋及相關問題，上古漢語用字及詞匯研究，出土簡帛材料的編連和拼綴，利用出土材料對傳世先秦秦漢古書的校讀，以及《孔子家語》專題研究等，是作者近十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總結。 此次以“戰國秦漢”爲範圍將相關文章結集出版，便於讀者查檢。 作 者 簡 介. 鄔可晶副研究員，1983年3月生於浙江省寧波市。
2023年7月15日 · 2023-07-15 13:22. 发布于：山西省. 秦漢的盜贓等級及其對應刑罰（修訂稿） 馬增榮. 澳門大學歷史系. 一‧從秦制到漢制：漢文帝刑制改革前後的「盜贓」 近年簡牘的發掘和出版，正以超乎想像的速度增長。 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在荊州胡家草場發現的12號西漢墓，出土了4,642枚簡牘。 僅在發掘後一年，整理者在2020年發表了發掘簡報和簡牘概述。 2021年荊州博物館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更精選部分簡牘，輯為《荊州胡家草場西漢簡牘選粹》（本文簡稱《選粹》）出版。 《選粹》中的律令類簡牘，有不少可與張家山247號墓、336號墓，以及睡虎地77號墓所出律令對讀。 它們年代接近，均在漢初數十年之間，介乎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刑制改革前後，極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