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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七十列傳·循吏列傳_全文_原文_翻譯_解釋_意思_心得_中華古詩文古書籍網. 七十列傳·循吏列傳. 作者： 司馬遷.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 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 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 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 ”市令曰：“三月頃。 ”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 ”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 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
- 概觀
- 基本介紹
- 《史記》簡介
- 作品原文
- 三家注
- 作品譯文
- 作品賞析
- 創作背景
- 作者簡介
《循吏列傳》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記敘了春秋戰國時期五位賢良官吏的事跡。五人中，四位國相一位法官，都是居高權重的社稷之臣。其中，孫叔敖與子產，仁厚愛民，善施教化，以政寬得人和，國泰而民安；公儀休、石奢、李離，皆清廉自正，嚴守法紀，當公私利益發生尖銳衝突時，甚至甘願以身殉法，維護君主和綱紀的尊嚴。作者以緬懷與崇敬的心情寫出他們的政績和道德風範，意在闡明一個為政治國的根本道理：“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而這，也正道出了作者傾心嚮往的理想的吏治藍圖。
《史記》是中國的一部紀傳體通史。由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花了18年的時間所寫成的。全書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字，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記載了上起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它包羅萬象，而又融會貫通，脈絡清晰，“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詳實地記錄了上古時期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展狀況。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1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2，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楚民俗好庳車3，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4。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5。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6，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7。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8。三年，門不夜關9，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10，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11
○索隱案：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1.□正義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吊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原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2.◇集解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
3.○索隱庳，下也，音婢。
4.○索隱音口本反。梱，門限也。
5.◇集解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裡。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太史公說：“法令用以引導民眾向善，刑罰用以阻止民眾作惡。文法與刑律不完備時，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懼地自我約束修身，是因為居官者行為端正不曾違亂綱紀。只要官吏奉公盡職按原則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樣治理好天下，為什麼非用嚴刑峻法不可呢？
孫叔敖是楚國的隱者。國相虞丘把他舉薦給楚莊王，想讓他接替自己職務。孫叔敖為官三月就升任國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間和睦同心，風俗十分淳美。他執政寬緩不苛卻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惡偽詐之事，民間也無盜竊事件發生。秋冬兩季他鼓勵人們進山採伐林木，春夏時便借上漲的河水把木材運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謀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樂。莊王認為楚國原有的錢幣太輕，就下令把小錢改鑄為大錢，百姓用起來很不方便，紛紛放棄了自己的本業。管理市場的長官向國相孫叔敖報告說：“市場亂了，老百姓無人安心在那裡做買賣，秩序很不穩定。”孫叔敖問：“這種情況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經有三個月。”孫叔敖說：“不必多言，我現在就設法讓市場恢復原狀。”五天后，他上朝向莊王勸諫說：“先前更改錢幣，是認為舊幣太輕了。現在市令來報告說‘市場混亂，百姓無人安心在那裡謀生，秩序很不穩定’。我請求立即下令恢復舊幣制。”莊王同意了，頒布命令才三天，市場就回復了原貌。楚國的民俗是愛坐矮車，楚王認為矮車不便於駕馬，想下令把矮車改高。國相孫叔敖說：“政令屢出，使百姓無所適從，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車改高，臣請求讓鄉里人家加高門檻。乘車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們不能為過門檻頻繁下車，自然就會把車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應了他的請求。過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動把坐的車子造高了。這就是孫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順從了他的教化，身邊的人親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離得遠的人觀望四周人們的變化也跟著效法他。所以孫叔敖三次榮居相位並不沾沾自喜，他明白這是自己憑藉才幹獲得的；三次離開相位也並無悔恨，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過錯。
子產，是鄭國的大夫。鄭昭君在位時，曾任用自己寵信的徐摯做國相，國政昏亂，官民不親和，父子不和睦。大宮子期把這些情況告訴鄭昭君，昭君就改任子產為國相。子產執政一年，浪蕩子不再輕浮嬉戲，老年人不必手提負重，兒童也不用下田耕種。二年之後，市場上買賣公平，不預定高價了。三年過去，人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四年後，農民收工不必把農具帶回家，五年後，男子無需服兵役，遇有喪事則自覺敬執喪葬之禮。子產治理鄭國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壯年痛哭失聲，老人像孩童一樣哭泣，說：“子產離開我們死去了啊，老百姓將來依靠誰！”
公儀休，是魯國的博士。由於才學優異做了魯國國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則行事，絲毫不改變規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為官者不許和百姓爭奪利益，做大官的不許占小便宜。有位客人給國相公儀休送魚上門，他不肯收納。客人說：“聽說您極愛吃魚才送魚來，為什麼不接受呢？”公儀休回答說：“正因為很愛吃魚，才不能接受啊。現在我做國相，自己還買得起魚吃；如果因為今天收下你的魚而被免官，今後誰還肯給我送魚？所以我決不能收下。”公儀休吃了蔬菜感覺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園中的冬葵菜都拔下來扔掉。他看見自家織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門，還燒毀了織機。他說：“難道要讓農民和織婦無處賣掉他們生產的貨物嗎？”
石奢，是楚昭王的國相，他為人剛強正直廉潔公正，既不阿諛逢迎，也不膽小避事。一次出行屬縣，恰逢途中有兇手殺人，他追捕兇犯，竟是自己的父親。他放走父親，歸來便把自己囚禁起來。他派人告訴昭王說：“殺人兇犯，是為臣的父親。若以懲治父親來樹立政績，這是不孝；若廢棄法度縱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該當死罪。”昭王說：“你追捕兇犯而沒抓獲，不該論罪伏法，你還是去治理國事吧。”石奢說：“不偏袒自己父親，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責，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則是為臣的職責。”於是石奢不聽從楚王的命令，刎頸而死。
李離，是晉文公的法官。他聽察案情有誤而枉殺人命，發覺後就把自己拘禁起來判以死罪。文公說：“官職貴賤不一，刑罰也輕重有別。這是你手下官吏有過失，不是你的罪責。”李離說：“臣擔當的官職是長官，不曾把高位讓給下屬；我領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處分給他們。如今我聽察案情有誤而枉殺人命，卻要把罪責推諉（wěi，偉）於下級，這種道理我沒有聽過。”他拒絕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說：“你認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嗎？”李離說：“法官斷案有法規，錯判刑就要親自受刑，錯殺人就要以死償命。您因為臣能聽察細微隱情事理，決斷疑難案件，才讓我做法官。現·在我聽察案情有誤而枉殺人命，應該判處死罪。”於是不接受晉文公的赦令，伏劍自刎而死。太史公說：“孫叔敖口出一言，郢都的市場秩序得以恢復。子產病逝，鄭國百姓失聲痛哭。公儀休看到妻子織出的布好就把她趕出家門。石奢放走父親而自殺頂罪，使楚昭王樹立了美名。李離錯判殺人罪而伏劍身亡，幫助晉文公整肅了國法。
文字簡淨，是《循吏列傳》極為顯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書與《佞幸列傳》同居首位，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寫人多止三事，少則一例，取材於表述皆至為簡要，卻是精當有力，給人留下了過目難忘的印象。無怪乎古人贊之曰：“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史傳》不及也。”（吳氏《林下偶談》卷四，轉引自《歷代名家譯史記》）這種寫法，與類傳的特性有關。類傳和專傳不同，它是專題性的，主要表現一類人的共性和作者對本專題的思想見解，至於人物生平的完整性與系統性並不重要。為此，類傳皆有序言，開宗明義先闡述作者的觀點，然後環繞這一主旨選取恰當的人物事跡予以說明，序言和傳文之間，實為綱舉目張的關係。故類傳寫人敘事很靈活，選擇性強，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時甚至不避重出。如子產生平已寫入《鄭世家》，本傳為表現專題思想的需要再作載述，但略去一切具體行事，只列舉非凡政績，極寫百姓的愛戴感激之情。和其它類傳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孫叔敖事略為完整外，敘其餘四人皆一鱗半爪，精簡之至。作者採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細緻寫出，使之妥貼傳神，對專題思想依然有很強的表現力。正是這種寫法，使本篇在表現類傳的特性方面成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雖漢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歷史人物，全不言及當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學者都曾指出，本傳與排稍後的《酷吏列傳》乃是有意為之的姊妹篇：寫酷吏，全是當朝人物，這是直接譏刺漢武帝寵用酷吏、任其肆虐為害的時弊；寫循吏，全無時人，則是以古諷今，暗藏批評當朝吏治的鋒芒。兩傳鮮明對映，相反而相成，作者的政見與好惡之情都可以從中品味出來。這或許可稱之為別一種意義的“互見法”吧！互見之後，讀者再回頭看本文開篇序言結束末那一句“何必威嚴哉”的話，就會深悟“威嚴”者，乃酷吏弄權峻法逞威之謂也，作者寫本傳的深心及其思想鋒芒其實在這裡就已經閃現出來了。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他的《史記》既是一部歷史巨作，又是一部文學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司馬遷之所以“忍辱求生”，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心血來創作《史記》是深受：源遠流長的“世典周史”的光榮世系；其父司馬談的臨終遺言；大漢強盛帝國的歷史背景；李陵之禍的株連而遭受宮刑；聰明好學的先天條件；博覽群書、漫遊交往的自身行為等諸多外、內因條件影響的緣故。也正因此，《史記》創作自然而然成了司馬遷的歷史使命，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十歲時隨父到長安，先後求學於董仲舒和孔安國門下。二十歲開始遊歷名山大川，所到之處均考察風俗，採集史跡傳說。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司馬遷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著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時因友軍接應不力身陷重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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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循吏列传》原文及翻译--在线文言文. 史记. 原文：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 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 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 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 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几何顷乎？ ”市令曰：“三月顷。 ”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 ”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 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 臣请遂令复如故。 ”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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