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生平事蹟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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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 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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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9日 · 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著「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對 訓政時期 國民黨政府的 ...
- 概觀
- 基本介紹
- 人物生平
- 思想主張
- 主要成就
- 人物評價
- 情感經歷
- 軼事典故
- 親屬成員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學名洪騂,後改名適,字適之。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
幼年就讀於家鄉私塾,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的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於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
“五四運動”後,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態度。他於1920年代辦《努力周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1938~1942年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去美國。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
•中文名:胡適
•外文名:Hu Shi
•別名:胡嗣穈,胡洪騂,胡希疆;學名洪騂、字希疆、適之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上海市浦東新區川沙新鎮
早年求學
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12月17日未時出生於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胡適是父親胡傳和第三任妻子馮順弟的兒子,胡適出生時父親胡傳已經50歲。 1893年,隨母親馮順弟前往台灣其父胡傳任所。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隨母親離開台灣返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省徽州績溪縣上莊村,進家塾讀書。其父胡傳病逝於廈門。 1904年(光緒三十年),與江冬秀訂婚,從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國小堂。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進澄衷學堂。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考取中國公學。1908年(光緒三十三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1910年(宣統二年),留學美國,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
大展宏圖
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同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挑起問題與主義論戰。 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1921年,作《杜威先生與中國》。 1922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創辦《努力周報》。在其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檔案。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 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
人權鬥士
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並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
實驗主義
胡適師從美國“實驗主義”大師約翰·杜威,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實驗主義的精神,很有建設性。 胡適強調做學問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他本人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句話注重的後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學,研究國學,研究治國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謹慎。 實事求是,不是避開事實問題而去談理想主義,不是拋棄現實問題而去重建社會。需要有一種實踐的精神在事實中發現問題,並改善現實,這是胡適的實驗主義。
自由主義
對於別人的意見和觀點不要輕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為自己的觀點是絕對的正確。胡適要告誡的容忍異己的聲音,自由的前提是容忍,這樣社會才會真正的自由。 胡適的自由主義,不僅僅在於人要爭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適或許更看重容忍對於社會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會是有包容性的社會,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政見不同觀點的人生活在一起,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黨派的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這個社會允許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政治理想,這個社會也允許你是無神論者,當然也允許你有宗教信仰。這個社會處處是自由的人,正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容忍。
大同主義
胡適認為,法律應該對任何人都有約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因為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兩步。濟南慘案以後,九一八以後,極端叫喧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面八方的熱鬧起來了。這裡面容易包藏守舊開倒車的趨勢,所以也是不幸的。” 胡適在一個最現代化國家的黃金時代中摸爬滾打,浸淫在規範化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很快他就擺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登上了更開闊的舞台,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所以胡適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他思索的是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中國應該擁抱世界。
學術成就
首先,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他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並發表了《說儒》,這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適將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他的論斷承載了日後的許多成果與成就。 胡適哲學思想不在於胡適提出的學術觀點的本身,而是在於他在思想史上的開創性及其深遠的影響。使中國傳統哲學真正步入現代化進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適。正是胡適於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範和通則,成為一次範式性的變革。這一變革確實起了典範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它不僅給當時學術界以破舊創新的空前衝擊,影響了一批學人如梁啓超、顧頡剛、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後的八十餘年的風風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為人們所肯定。 其次,胡適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在於他為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所做出的努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自胡適開創之後,又有一批哲學家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金岳霖和馮契等人不斷的在哲學思想上的精進,這不僅彰顯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征程,而且顯示了胡適在中國傳統哲學現代的轉換中所作的開創之功。因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是在胡適的勇於創新精神的燭照下不斷向前推進的。
文學成就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其後陳獨秀高張“文學革命”大旗,由此二人成為文學革命的領軍人物。在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文學革命中,胡適堪稱開路的先鋒,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被譽為“中國文化革命之父”。胡適所發起的文學革命,包括詩歌、戲劇、小說幾個方面。 •詩歌 胡適出版了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他在語言、形式、詩體、風格等方面展開了自己的白話詩嘗試。這是一場聲勢並不顯赫、但卻十分深刻且與前代“詩界革命”有著本質區別的詩歌革新。正是以胡適這些“溝通新舊兩個藝術時代橋樑”的前“五四”白話詩為標誌,中國詩歌結束了其幾千年來在古典形態里的發展變化,初步確立了中國詩歌新的藝術形態,轉換了中國詩歌古典與現代的題型,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新詩紀元”。經過幾十年的演進,漢語抒情詩的本文結構形態發生了整體銳變,而這一切就始於胡適的《嘗試集》。 •戲劇 戲劇方面,不僅與羅家倫合譯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創作了戲劇《終身大事》。胡適的戲劇翻譯和創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譯使胡適吸取了外國戲劇的養分並創造出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話劇。 •小說
政治理論
胡適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實現。他反對暴力革命,堅持漸進的改革。他從“五四”時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灣領導《自由中國》。他的自由主義的友人(丁文江、蔣廷黻、吳景超等)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獨立評論》時期都一度發生了動搖,主張“專制”是“建國”的有效方法,“建國”成功以後再建立民主不遲。在爭論中胡適不肯退讓,他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專制”——即使是“開明專制”——最後一定弄到強大的政府不受監督和制裁的地步。 胡適的貢獻在於“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他之開拓公共輿論的空間也就是對於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種實踐。他全力倡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為了爭取人民有批評執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利。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遷台後,雷震為了宣揚民主自由而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請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雜誌連續出版了10年,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最重要的言論刊物,是傳播民主思想的堡壘。雜誌的後期轉向了反對國民黨的高壓統治,社長雷震以雜誌發聲,籌備成立反對黨參政,終於因此而惹禍上身遭停刊,雷震也遭誣陷入獄(雷震事件)。但自由中國推行胡適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到後來台灣的黨外運動與民主進步黨的成立,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播種者。
總體評價
胡適是上個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的影響,雖然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積極的、進步的。這是因為他畢生著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義。正是這樣的思想幫助許多青年樹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獨立思考、尊重事實的思維方式,成為具有民主和科學素養的人。可以說,對於“五四”後中國民主力量的成長,胡適功不可沒。
名人評價
余英時(歷史學家,漢學家):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 季羨林(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語言學家):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張中行(學者,哲學家,散文家):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還是有所為而然,這要留給歷史學家兼心理學家去研究;專從現象方面說,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里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 梁實秋(文學家):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唐德剛(美籍華裔學者):①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么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②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樸學大師):“哲學,胡適之也配談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李敖(歷史學家,文學家):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么不相稱的事! 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家):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熊培雲(記者,學者):錯過胡適,中國錯過了100年,畢“百年之功”於“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來的杜威主義卻是一點一滴的真誠的社會改造。胡適不僅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奧里維,他是思想之軍,而不是暴力之軍。他被忽略了,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韋蓮司:共穿幽徑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適考取了庚子賠款留學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青年胡適在美國留學時,結識了青年畫家韋蓮司小姐。從此,韋蓮司小姐成為與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紅顏知己。在胡適的心目中,韋蓮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範。胡適認為她“人品高,學識富,極能思想,高潔幾近狂狷,讀書之多,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他倆月下散步,湖邊談心,尺牘傳情,雙方都深深地欣賞,愛慕對方。韋蓮司的灑脫獨立的個性吸引著胡適,兩人在朝朝暮暮的敘談中品詩論文。韋蓮司是搞藝術的,正在紐約藝術學校讀書,胡適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們之間談論藝術、談論天下國家的大事,漸漸地感情越來越深。1915年秋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起,兩年寫給韋蓮司一百多封“情書”。後來因為胡適已經與老家的江冬秀訂婚了,母命難違以及韋蓮司的母親反對異國通婚,他們最後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陳衡哲:半年內通了四十幾封信
胡適當時正在辦留學生的雜誌,留學生陳衡哲就給他投稿,從實踐上支持胡適的新文化運動。陳衡哲當時寫了很多白話詩和白話小說,這些白話作品使得胡適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適跟陳衡哲之間在半年的時間裡面,通了四十幾封信。就在陳衡哲滿以為好夢成真的時候,胡適不得不回老家與江冬秀辦婚事。陳衡哲萬般無奈,只能退而與別人結婚。
•曹誠英:煙霞洞裡的佳人
胡適與曹誠英第一次見面是在他與江冬秀的婚禮上。曹誠英是胡適三嫂的妹妹,被請來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時他們都沒想到,這次婚禮上的邂逅,注定了他們後來漫長的苦澀戀情。1923年4月,胡適到上海參加研究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的會議。休會期間胡適到杭州遊玩,順便看望已經離婚的曹誠英。這次胡適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誠英始終陪伴左右,使他們的感情發生了飛躍性進步。臨別時,胡適寫了首《西湖》,詩中暗喻曹誠英為戀人使他們的關係更密切了。之後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會議復會,胡適回上海出席。此間兩人書信不斷,胡適也纏綿於曹誠英的綿綿情意之中。於是在會議結束後,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來到杭州,在煙霞洞的和尚廟租了房住下。當時杭州女師也放暑假,曹誠英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名,到煙霞洞與胡適同居一室。在這裡,他們的感情迅速升溫,是“驅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胡適詩《秘魔崖月夜》),也是他們一生中最為纏綿熱烈的一段戀情,以致有了結晶。三個月後胡適離婚未遂,曹誠英墮胎終生未嫁。•徐芳:上海的羅曼蒂克
胡適魯迅
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並坦言“我佩服陳胡。” 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么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贊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但後來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魯迅遂與胡適分道揚鑣。 從1920年代中後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斗胡適,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讚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歸於魯迅。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氣,不急,不理會。迄今為止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卻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 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說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污”,“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於是年12月14日覆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學潮觀點
胡適先生對學生罷課的態度是選擇鎮靜主義,勸說學生安心學習,不要干政。他的觀點如下: 1、近現代中國一直面臨日本軍事壓制和威脅,在國家的軍事實力上,理性的胡適認為中國決不具備對日作戰的能力,倘與日衝突無異於以卵擊石。學生惟有冷靜鎮定,堅苦學習的選擇。清末民初的中國軍力孱弱,要對付倭寇,實在希望微茫。當時平心靜氣地看,中國與日本實力有著宵壤之別,空喊作戰,又有何益,主張鎮定,這是他的理性主義態度使之然。 2、一個國家真正之覆亡不在於軍事之失敗,而在於文化學術之滅亡,為了避免國家滅亡,我們應努力致力於國家的文化學術事業。 3、罷課遊行、請願示威、通電宣言、標語口號,純系一時情緒的渲瀉,於實際的政治無益,非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這些政治衝動妨害了學生的鍛鍊成材。
駐美大使
1938年,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訊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內閣倍感壓力,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發起建議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日本駐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三個人分別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右。其中鶴見為文學專家、石井是經濟專家、松岡則為雄辯家。
•父親
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在寧古塔時為吳大澂和容山幕僚,官至淞滬厘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著有《台灣紀事兩種》,1895年8月22日病逝於廈門。
•母親
馮順弟,安徽省績溪縣人。她23歲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盡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過於許多親人的相繼死亡。這23年間,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個親人。胡適在《四十自序》中描寫母親的訂婚過程和喪夫後打理家庭、培養兒子的故事。
•妻子
江冬秀,其與胡適的婚姻是由胡適母親馮順弟一手包辦的。在胡適13歲時,隨同父異母哥哥到上海讀書,臨行前他的母親為他訂了婚。未婚妻是旌德縣的望族江家的小腳千金江冬秀。胡適對這門婚事不感興趣,可是他對母親非常孝敬,就默認了。1917年秋天,胡適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後,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同年12月,胡適尊奉母命,在老家與比他大一歲的江冬秀舉行新式婚禮。1923年7月胡適向江冬秀提出離婚。江冬秀以殺死兩個兒子相威脅,胡適便不敢再提離婚之事。對此,胡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長子
1934年,胡適發表《說儒》,對儒家的起源提出新的學説,認爲不是從孔子才開始,儒本是商朝的遺民,“是‘殷禮’(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與宣教師”,“老子也是儒”,“孔子和这班大弟子本来都是殷儒商祝,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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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1935年,原載1935年1月1日《東方雜志》第32卷第1號,「歐戰以來十幾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頹崩潰,竟是在量的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在質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條更偉大的新發展的路,...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國家統一
胡適紀念館由三大部分構成:一為台北南港胡適故居,是他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在台灣擔任中研院院長的住宅;故居的建築、廊道、擺設等格局,大體上仍保持胡適生前起居生活的原有風貌。
在以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裏,除短暫地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務外,他的大部分精力幾乎用於重勘《水經注》公案。很多人不了解,胡適晚年將絕大部分心力傾注於此,實是為了擺脫時局所引起的苦悶。
胡適的生平事蹟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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