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論》是他在建安後期爲魏太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
- 概觀
- 原文
- 譯文
- 作品介紹
- 創作背景
- 文章賞析
- 表現意義
- 文學影響
- 文學意義
《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論》是他在建安後期為魏世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論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論·論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寫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書的形式寫成，是曹丕關於國家大事一系列的問題的論文總集。但是很可惜，這二十篇文章到現在大多已經失散，只剩下殘章斷簡。而幸運的是，《論文》由於被南朝的蕭統選入了《昭明文選》而得以完整保留下來。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乾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為能寫文章當了蘭台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里俗話說：“家中有一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當今的文人，（也不過）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廣陵人陳琳陳孔璋、山陽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偉長、陳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應瑒應德璉、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這“七子”，於學問（可以說）是（兼收並蓄）沒有什麼遺漏的，於文辭是（自鑄偉辭）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騏驥千里賓士，並駕齊驅，要叫他們互相欽服，也實在是困難了。我審察自己（之才，以為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而寫作這篇論文。
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征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應暘（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著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為自己賢能。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共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氣”為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一身，二者都終止於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托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製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饑寒之迫，富貴的則沉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曹丕《典論》一書失傳，《論文》這一篇因被選入《昭明文選》而得以保存下來。 曹丕是漢魏時期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家。他撰寫的文論著作流傳於世的有兩篇，一篇是《與吳質書》，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論·論文》。
《典論·論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精心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產生是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的一個標誌。《典論·論文》從批評“文人相輕”入手，強調“審己度人”，對建安七子的創作個性及其風格給予了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四科八體”的文體說，“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價值觀及“文以氣為主”的作家論。他的《典論論文》雖短，卻提出了下列有關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問題：
文學作品的功用
這是曹丕關於文章價值的觀點，曹丕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他肯定文章（指詩、賦、散文、 套用文）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這種文章價值觀是他對傳統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學自覺的一種表現，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有重大意義和影響。但可惜的是，在《典論·論文》里，他並未對這一觀點加以詳細的展開論述。不過，僅僅是提出這一口號，他在文論史上已經是功不可沒了。這就突破了前此輕視文學的觀點，指出文學的重要地位。
作家修養和作品風格
他說：“文以氣（指才氣，即個性）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有本質根據），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強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邁的陽剛之氣，濁指凝重沉鬱的陰柔之氣，人的氣質個性可大致分成這兩大類。
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少有獨立地位。盛極一時的漢賦，竟被揚雄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認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曹植：《與楊德祖書》）這已開始把寫文章與對生命個體的自身價值的思考聯繫起來了。據此，曹丕號召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為榜樣，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心態。但在這裡，已經被曹丕賦予“不朽”這一語言符號以嶄新的現實涵意和歷史意義。曹丕把詩賦也列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一對文學自身價值思考的歷史視野之中，這充分 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也是當時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
文章包括四部分內容。第一，它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指出那是“不自見之患”，提出應當“審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評論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學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體的不同寫作要求，說唯有“通才”才能兼備各體。第三，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說“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裡的“氣”，實際上指的是作家的氣質和個性。曹丕的這一觀點，表明他對創作個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較充分的認識。第四，論述了文學事業的社會功能，將它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傳諸無窮。
關於《典論·論文》作者曹丕的生平
曹丕，字子桓，出於東漢靈帝中平四年（187），卒於魏文帝黃初七年（226）。沛國譙（今年徽亳縣）人，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一年（216）操稱魏王，二十五年操死，丕襲位為魏王。後廢漢獻帝自立，稱魏文帝，在位七年。《典論·論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論》中的一篇。《典論》一書，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共有五卷二十篇。所謂“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謂《典論》，主要是指討論各種事物的法則，在當時被視為規範文人言行的法典。據《三國志·魏志》記載，明帝太和四年，曾將這一名著刊該於洛陽太學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閱讀。據嚴可均《全三國文》考證：“唐時石本亡，宋時寫本亦亡。”只有《自敘》見載於裴松子注，《論文》見收於南梁蕭統的《文選》中，因而保留完好無缺至今。又據《藝文類聚》卷十六《贊述太子表》，知成書尚在丕為太子時。另觀《論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話，可知成書當已在漢獻帝建安末期。
關於《典論·論文》的文學批評論
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時代“文人相輕”陋習產生的原因：一是創作主體在認識論上的根源，表現為既對自己長處的“善於自見”，又表現為對自己短處的“闇於自見”。二是創作客體在掌握寫作技巧上有差異，“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一個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種文體的寫作技巧。各有所長也就必有所短。解決的辦法就是“審己以度人”。即從自我出發，正確地審視別人。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觀在文藝領域的具體套用。其次，曹丕認為阻礙掌握文學批語正確標準的，還有兩點：一是“貴遠賤近”；二是“向聲背實”。這種“尊古卑今”的思想向來有之。如西漢時桓譚就曾指出：“世鹹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全後漢文》卷十五引桓譚《新論·閔友篇》）曹丕繼承其論點而加以發揮，這就有助於打破當時文學批評那種徒慕虛名，迷信權威的思想模式，進而為正確掌握批評標準，推動詩文創作的發展，促進各類風格的繁榮，開闢了道路。
關於《典論·論文》的文體論
魯迅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那么，《典論·論文》則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的自覺的文學批評的理論代表作。在這之前，中國古代文論還處於不自覺的胚胎階段。先秦諸子的文論，多屬片言隻語。漢後諸家論文也還未從學術中分離出來。其中，個別序、贊形式的文學批評，也只是討論某一具體作家作品，限於一篇一書。直到《論文》出現，才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巨觀地多角度地論述文學理論問題的專著。它衝擊了漢代後期統治文壇的陳腐觀念；總結了建安文學的新特點和新經驗；開創了解盛極一時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之先例。
曹丕《典論》5卷是中國文學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漢末文學已逐步與經學分離，成為一種專業。文學的繁榮，特別是“建安文學”的形成，使文學批評得到了發展。《典論論文》是中國最早以多種文體和多位作家為對象評論文學的文學批評專著。《典論論文》先從批評“文人相輕”的惡習出發，指出：“文非一體，鮮能籌備”，要求人們必須以“審計度人”的態度和對不同文體作不同要求來評論文章。他認為“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同時提出“文氣”說，認為“文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並以此衡量作家的優劣得失。《典論論文》還論到文章與政治的關係，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與建功立業並重的地位。
曹丕在稱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壇，與吳質書說道：“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可見當時曹丕和文士們是很親密也是很投機的。從他的《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對文學是很重視的。而他的文學理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的文學理論批評乃至整個文學發展方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典論·論文》便集中的表達了他的見解。
《典論·論文》提出了文章不朽說。《典論·論文》中有一句經典話語廣為流傳：蓋文章經國之盛事，不朽之大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這句話，明確地體現出了儒家的觀點，而非道家的出世理念。在這裡的文章兩字，自古以來便有爭議，一說是指政治學術著作，而不是文學作品，另一說則恰恰相反。而聯繫《典論·論文》中所舉出的建安七子的文章則大多數是審美的。造成這一認識誤差是因為古代“文章”這個詞所代表的意義要比現在廣泛得多，將政論與文學作品都包含在內，而古人也有這樣一種傾向，即縱使是實用性的文字，也要追求文采。有關這一點，章太炎在《國共論衡》中有過過論述：文章即文彰。來源於《論語》中的“煥乎文彰”，這就說明了古時的文章帶有強烈的審美意識。
文章不朽這個理論也有其來源。《左傳》中說：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這也證明《典論·論文》的主旨是儒家觀點。雖然中國是一個文治之國，然而如此推崇文學的地位到至高無上的地步，還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聯繫當時的歷史社會環境，魯迅在《魏晉風度及酒與藥的關係》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曹丕之所以如此誇大文學的作用是為了勸誘他的弟弟曹植。在他寫《典論·論文》之前，曹植曾給好友楊修寫了一封《於楊德祖書》，在裡面將詩賦稱為小道。這一點引起了曹丕的疑心，為了鞏固自己的太子位，於是極力鼓吹文學，是為了讓曹植致力於創作，不會對自己產生威脅。即使這樣，曹丕的觀點也在客觀上刺激了文學的發展，為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奠定了基礎，魏晉時期詩歌逐漸成熟繁榮，統治者的積極推廣與參與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以他們為核心，團結了一大批優秀作家，形成鄴下文人集團，其中的首領就是曹丕。這一段話中的另外一句也很有趣，即“不託飛馳之勢”。字面上理解為不必飛黃騰達，不必迎送有權勢的人。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後世層出不窮的乾謁詩。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以復興儒家精神為己任，在寫出《原道》《原毀》《原性》等高張儒家氣質，攘斥佛老的論著之後，好友孟郊勸他不妨將自己的文章整理結集，公諸於眾。可笑韓愈卻說此時自己官位卑微，待飛黃騰達之後才能著書立說，這不僅與他自己所標榜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馳，更是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也成為他在被貶潮州之後上表請罪的劣跡一起，成為他人生的污點。
建安以前，中國沒有文學批評的專著。但是，先秦的《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兩漢的《史記》、《漢書》、《法言》、《論衡》以及解釋《詩經》、《楚辭》的著作里都散存著一些有關文學的言論，這些言論或提出了一些文學批評的根本原則，或評述古代及當代的文學作品，雖然只是一些片段，對後代的文學批評卻起了很大的開創、為發、引導的作用。
建安時代，由於政治社會狀況及時代思潮的變化，文學創作非常活躍，文學創作的自覺精神有顯著的提高，再加東漢桓靈之世品評人物的清議風氣的影響，品評文章的風氣也逐漸形成。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為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他還有一篇《與吳質書》也是有關文學批評的名作。
曹丕在《論文》中首先反對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的積習。並用“審己以度人”的態度分別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體文章創作上的長處和短處。
為什麼這些作家會互有長短呢？為此曹丕也作了進一步的探索，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文體各有特點，一方面是作家的才性不齊。
在論文體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各種文體所“同”的“本”是什麼，他沒有說明。但是他指出了文體四科互相區別的特點，也就為各體文章的創作和批評找到了一個初步的客觀的標準。而“詩賦欲麗”一點，更顯示了建安文學漸向詞采華麗發展的新風尚。
為什麼作家在文體上會“能之者偏”呢？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裡所說的文氣，是一個古人的不確切的詞語，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是從他以清濁為形容，以音樂的引氣巧拙為比喻來看，“氣”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東漢清議論人的品性有清濁之分，所以論文也就“清濁有體”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濁，所謂“孔融體氣高妙”，“公斡時有逸氣”(《與吳質書》)，就是指他們的文章中表現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講文氣重視清高、俊逸，和後代批評家所說的“建安風骨”的觀念正是相通的。氣的概念雖然不確切，但是他所探索的問題卻接近我們所說的作家個性和風格的問題。文氣觀點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學向個性化發展的新趨勢。
其他人也問了
古文觀止是什麼?
《古文觀止精讀》的目的是什麼?
《古文觀止》十二卷有何特色?
新譯古文觀止有幾卷?
什麼是觀念論、現象論?
古典管理理論是什麼?
曹丕《典論·論文》原文及翻譯 _字典網. 原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 夫人 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乾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①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 稱是。 琳、瑀之章表 書記，今之雋也。
《典論》，是曹丕輯錄他自己不同文章而成的文集，題材包括政治、文學及文化等。《隋書‧經籍志》記載有《典論》5卷及《一字石經‧典論》1卷。《太平御覽‧文部五》引述《西征記》指出《典論》曾刻於6塊石碑上。
典論·論文. 曹丕 〔魏晉〕.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
典論一書，是曹丕為魏太子時所精心撰寫的著作。 全書凡五卷共二十篇，大概亡於宋代。 只有自敘一篇為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錄，論文一篇為昭明文選所錄，得以全篇保存於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