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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1574年—1646年），字猶龍，又字耳猶、子猶，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姑蘇詞奴，蘇州府 長洲縣人，明代士大夫、文學家 [1]:612、戲曲作家、民間文藝學家、通俗文學家和編輯家 [2]。
凌濛初. 馮夢龍 （1574年—1646年），字 猶龍，又字 耳猶 、 子猶，號 龍子猶 、 墨憨齋主人 、 姑蘇詞奴， 蘇州府 長洲縣 人，明代士大夫、文學家 [1]:612 、戏曲作家、民间文艺学家、通俗文学家和编辑家 [2]。. 馮夢龍才華橫溢，博學多識， 科舉 考試屢 ...
- 概觀
- 基本介紹
- 人物生平
- 主要作品
- 戲曲奇人
- 名言
- 成就
- 作品三言
- 文學思想
馮夢龍（1574年—1646年），字猶龍，又字子猶，公魚。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等。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明代文學家、思想家、戲曲家。
馮夢龍出身士大夫家庭，與兄馮夢桂、弟馮夢熊並稱“吳下三馮”。他的作品比較強調感情和行為，最有名的作品為《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三言與明代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三言兩拍”，是中國白話短篇小說的經典代表。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蒐集、整理、編輯，為中國文學做出了獨異的貢獻。
•本名：馮夢龍
•字號：字猶龍，又字子猶、公魚
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等
•所處時代：明朝
•民族族群：漢族
•出生地：長洲縣
馮夢龍出生於明後期萬曆二年（1574年），卒於1646年。他生下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復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如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等。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於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彝、祁彪佳、劉宗周（1645年），阮大鉞、王思任（1646年），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戰亂中死去。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在清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生於1574年（明萬曆二年），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馮夢桂）弟（馮夢熊）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雄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除了寫詩文，主要精力在於寫歷史小說和言情小說，他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中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志》、《增補三遂平妖傳》、《古今烈女演義》、《廣笑府》、《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採風、修志的著作，而以選編“三言”的影響最大最廣。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歷密不可分。
馮夢龍從小好讀書，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麟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復，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屢試不中，後來在家中著書。因熱戀一個叫邵慧卿的歌妓，對蘇州的茶坊酒樓下層生活頻繁接觸這為他熟悉民間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他的《桂枝兒》《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時創作的。
直到崇禎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後回到家鄉。
在天下動盪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他除了對反清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還以七十高齡，親自奔走反清大業。馮夢龍是一位愛國者，在崇禎年間任壽寧知縣時，曾上疏陳述國家衰敗之因。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憂憤而死，一說被清兵所殺。
馮夢龍勤於著作，作品總數超過五十種。他六十一歲被任命為福建壽寧縣的知縣，在任四年，頗有政績，曾編過當地的方誌《壽寧待志》。到明末天下大亂，清兵入關，馮夢龍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從南下避兵禍的難民中收集材料，寫成了《甲申紀事》、《中興偉略》兩部保存了珍貴歷史資料的書。同時，馮夢龍也是通俗文學的全才，在民歌、戲曲、小說都有撰作，如下所述：
1.話本·小說類（短篇小說）：《喻世明言》，《醒世恆言》，《警世通言》；
2.話本·講史類（長篇歷史演義）：《有夏至傳》、《東周列國志》（《新列國志》）、《兩漢志傳》、《平妖傳》、《盤古至唐虞傳》；
3.民歌類：《童痴一弄·掛枝兒》、《童痴二弄·山歌》、《夾竹桃頂真千家詩》；
4.筆記小品類：《智囊》、《古今談概》、《情史》、《笑府》、《燕居筆記》；
5.戲曲類：撰作的有傳奇《雙雄記》、《萬事足》二種；改訂的則有《新灌園》、《酒家傭》、《女丈夫》、《量江記》、《精忠旗》、《夢磊記》、《灑雪堂》、《西樓楚江情》、《三會親風流夢》、《雙丸記》、《殺狗記》、《三報恩》等；
馮夢龍作為戲曲家，主要活動是更定傳奇，修訂詞譜以及在戲曲創作和表演上提出主張。至於馮夢龍創作的傳奇作品，傳世的只有《雙雄記》和《萬事足》兩種，雖能守曲律，時出俊語，宜於演出，但所寫之事，缺少現實意義。馮夢龍之所以重視更定和修譜工作，在於他看到當時傳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畫葫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的現象嚴重。為了糾正這種弊端，使之振興，於是主張修訂詞譜，制訂曲律，以期“懸完譜以俟當代之真才”(同前)。同時提出“詞學三法”，強調調、韻、詞三者不應偏廢。在馮夢龍看來，一部優秀劇作，應該情真意新，韻嚴調協，詞藻明白，文采斐然，案頭場上，兩擅其美。馮夢龍正是在這種主張驅使之下，從事傳奇更定工作的。馮夢龍更定的作品達數十種之多，現可考者有17種，其中頗有不少名作，如湯顯祖的《牡丹亭》、《邯鄲夢》，袁晉的《西樓記》，李玉的《一捧雪》、《人獸關》和《永團圓》，《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過程中，馮夢龍強調關目的真實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對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節為主腦，突出岳飛忠君愛國和將士人民對他的愛戴。他還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側面刻畫，使之生動鮮明。以更好地發揮“傳奇之袞鉞”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給各種人物以不同的個性特徵，“雖婦人女子，胸中好醜，亦自了了”（《酒家序》）。對於音律，見原作落調失韻處，馮夢龍也總是按譜加以修改，以便於演唱。他要更定湯顯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認為這部具有無限才情的傑作，只是“案頭之書，非當場之譜”（《風流夢小引》），馮夢龍更定的《牡丹亭》，與湯顯祖原著的意趣，雖有所差異，但也的確使之便於用崑腔演唱。
《春香鬧學》、《遊園驚夢》、《拾畫叫畫》等著名崑曲劇目，便有採用馮夢龍定本的地方。馮夢龍更定傳奇的工作，對於糾正創作脫離舞台的案頭化偏向，繁榮明末戲曲，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戲曲表演藝術方面，馮夢龍也有不少精湛之論。他在《雙雄記序》中提出，“歌者”必須識別調的宮商，音的清濁，不能“弄聲隨意”、“唇舌齒喉之無辨”。在更定傳奇的眉評中，也時時“提示”演員，何處是“精神結穴”處，戲要做足；何曲演時不宜刪略。要求演員應認真領會角色的思想感情，氣質風度，以及其所處的藝術環境，演出神情和個性來。這表明馮夢龍在有意地探討表演藝術的規律，並從理論上作了一些總結。
馮夢龍的散曲集《宛轉歌》和詩集《七樂齋稿》，均已失傳。從殘存的數十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散曲多“極摹別恨”之作。他的詩以通俗平易見長，雖不成詩家，但亦有可觀之作。如在知縣任上寫的《催科》，其中便有“帶青□早稻，垂白鬻孤孫”之句。正如鐘惺所評：“下句更慘。二語出催科吏之口中，亦無可奈何之極矣。”（《明詩歸》卷七）
此外，馮夢龍還曾參與校對精刻《水滸全傳》，評纂《古今譚概》、《太平廣記鈔》、《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並有笑話集、政論文等十餘種傳世，還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經指月》。
明代文學是以小說、戲曲和民間歌曲的繁榮為特色的。小說、戲曲方面，頗有一些大作家，但在小說、戲曲、民間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傑出貢獻的，明代唯馮夢龍一人而已。
智無常局
上智不可學
智慧型生膽，膽不能生智。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富貴無根本，盡從勤中得。
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便宜不可占盡，聰明不可用盡。
《三言》
馮夢龍編選的“三言”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成就，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庫。這三部小說集相繼輯成並刊刻於明代天啟年間。“三言”各40篇，共120篇，約三分之一是宋元話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擬話本。“三言”中較多地涉及到市民階層的經濟活動，表現了小生產者之間的友誼；也有一些宣揚封建倫理綱常、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表現戀愛婚姻的占很大比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其中最優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擬話本的代表作。總之，明代擬話本較多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感情意識和道德觀念，具有市民文學色彩。它表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風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藝術上，“三言”比宋元話本有了很大進步。它與宋元話本一樣，具有情節曲折的特點，但它的篇幅加長了，主題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態的描繪更豐富，內心刻畫上也更細膩。但是，“三言”語言不若話本生動，矛盾衝突也淡化了。 馮夢龍在小說、戲曲、文藝理論上都做出了傑出貢獻，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智囊》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類書。《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 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 他想由此總結“古今成敗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謂不深遠。
內容
《智囊》初編於明天啟六年（1625），這年馮夢龍已屆天命之年，還正在各地以做館塾先生過活，兼為書商編書以解無米之炊。此時也是奸黨魏忠賢在朝中掌權，提督特務機關東廠，大興冤獄，正紅得發紫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馮夢龍編纂這部政治色彩極濃，並且許多篇章直斥閹黨掌權之弊的類書，不能不令人對馮氏大智大勇的膽識表示敬佩。以後此書又經馮夢龍增補，重刊時改名《智囊補》，其他刊本也稱《智囊全集》《增智囊補》《增廣智囊補》等，內容上均同《智囊補》。全書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歷代智慧故事1238則，依內容分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歷代政治故事表達了馮氏的政治見解和明察勤政的為官態度；《膽智》《術智》《捷智》編選的是各種治理政務手段的故事；《語智》收辯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種出奇制勝的軍事謀略；《閨智》專輯歷代女子的智慧故事；《雜智》收各種黠狡小技以至於種種騙術。馮夢龍在《雜智部總敘》中說：“正智無取於狡，而正智反為狡者困；大智無取於小，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破其狡，則正者勝矣；識其小，則大者又勝矣。況狡而歸之於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於大，未始不大乎？”點明了這些雜智故事的認識價值。全書既有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大謀略，也有士卒、漂婦、仆奴、僧道、農夫、畫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機智。這些故事匯成了中華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書中涉及的典籍幾乎涵蓋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筆記、野史，使這部關於智慧和計謀的類書還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校勘價值。書中的一千多則故事，多數信而有徵，查而有據，真實生動，對我們今天學習歷史， 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應當特別提及的是書中專輯《閨智》一部，記敘了許多有才智、有勇謀、有遠見卓識的婦女，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使此書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書中各部類之前的總敘、分敘，各篇之後的評語，文中的夾批，均由馮夢龍撰寫。這些地方是馮氏政治態度、人生見解、愛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達，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是研究馮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此書“間系以評語，佻薄殊甚。” 這一站在封建正統道德一邊的評價是不公平的。不過書中確實有一些迷信觀念，對少數民族、農民起義有一些誣衊之詞，這些落後的東西今天並不難識別，這裡就不再贅言了。
由來
"三言"及其他小說"三言",所收錄的作品，有宋元舊篇，也有明代新作和馮夢龍擬作，但已難以一一分辨清楚。無論是宋元舊篇，還是明代新作，都程度不等地經過馮夢龍增刪和潤飾。這些作品，題材廣泛，內容複雜。有對封建官僚醜惡的譴責和對正直官吏德行的讚揚，有對友誼、愛情的歌頌和對背信棄義、負心行為的斥責。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寫了市井之民的生活。"三言"即表現了資本主義萌牙時期的新思想，又存留有消極、腐朽、庸俗的舊意識。這種進步和落後交織在一起的現象，正是新興市民文學的基本特徵。在藝術表現方面，"三言"中的那些優秀作品，既重視故事完整，情節曲折和細節豐富，又調動了多種表現手段，刻畫人物性格。正如《今古奇觀序》中所稱："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目。"這標誌著中國短篇白話小說的民族風格和特點已經形成。"三言"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它的刊行，不僅使許多宋元舊篇免於湮沒，而且推動了短篇白話小說的發展和繁榮，影響深遠。
特色
“三言”中每個短篇小說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明代擬話本約有七、八十篇。“三言”的內容很複雜，在那些優秀的擬話本中，主要表現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愛情故事
(一)通過動人的愛情故事，描寫了被壓迫婦女追求幸福生活的願望，抨擊了封建制度對婦女的壓迫。《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其中最優秀的一篇，也是明代擬話本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小說塑造了一個光輝的女性形象——杜十娘。她是京城的“教坊名姬”，為了擺脫非人的境遇，她迫切要求“從良”。當她一旦相信李甲的愛情後，便與貪酷的鴇母展開了種種鬥爭，終於憑藉自己的機智，跳出了火坑。但在她和李甲一起回家的途中，李甲竟在金錢引誘和個人利害考慮下，把她出賣給富商孫富。十娘憤恨填膺，在痛罵李甲之後，就抱持寶匣，投身於滾滾波濤之中，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控訴了這個罪惡的社會，維持了她對愛情的理想。小說寫十娘投江之後，旁觀的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孫富，反映了人民對這些紈絝子弟和市儈的憎恨；同時也表現了作者的鮮明愛憎。《賣油郎獨占花魁》是一篇富有時代特色的愛情作品。小說寫賣油郎秦重被花魁娘子莘瑤琴的美麗所吸引。他憑自己辛苦經營積蓄起來的一筆錢想去親近她。莘瑤琴起初因為他不是“有名稱的子弟”，“甚是不悅”。由於秦重對她格外體貼、誠懇，她才覺得“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但等級地位觀念，又使她不願立刻向秦重傾吐衷情。直到她受到吳八公子的侮辱欺凌後，才明白那些“豪華之輩，酒色之徒”只知“買笑追歡的樂意，那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終於向秦重提出了“我要嫁你”的要求，並表示“布衣蔬食，死而無怨”的決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中，小商人已作為正面人物被作者加以大力肯定和歌頌，並通過生動的情節，宣揚了在婚姻和愛情問題上，可貴的不是金錢、門弟、等級；而是彼此知心如意，相互尊重。這正是市民思想進步性的表現。此外，《王嬌鸞百年長恨》描寫貴族小姐王嬌鸞和負心漢周廷章之間的動人的愛情悲劇；《玉堂春落難逢夫》，通過妓女玉堂春和貴族公子王景隆之間一段悲歡離合的故事，反映了下層婦女被人摧殘的悲慘境遇；《宋小官團圓破氈笠》，讚揚了劉宜春對宋金的堅貞不渝的愛情；《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批判了莫稽的富貴易妻；都是影響較大的作品。
主張
綜合馮夢龍的小說創作，他的文學主張主要有下面三點。 第一，馮夢龍在文學上主張“情真”。他重感情，認為情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最可貴的東西，甚至提出要設立一種“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負的說“子猶諸曲，絕無文采，然有一字過人，曰真”。（《有懷》評），又在《敘山歌》中說山歌“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落實到小說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說小說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在他的有關小說的眉批里，常可看到“敘別致淒婉如真”，“話得真切動人”，“口氣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馮夢龍在各種文學形式中反覆提到的，是他追求的總目標，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第二，他雖然不反對文言小說，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強調文學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說序》中就： 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又在《醒世恆言序》說：“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這裡，“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閭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閭里小民的欣賞。 第三，馮夢龍主張文學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張把社會教化的內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結合起來。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舉了里巷小兒聽《三國》故事受小說人物影響的例子： 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 這個例子生動的說明通俗小說的巨大影響力，確不是被奉為經典的《孝經》、《論語》這類書所能達至的。所以馮夢龍希望借著這些通俗作品去達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實踐，他解釋“三言”的命名：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者，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醒世恆言序》） 明白的昭示這套書的目的是“導愚”、“適俗”和“習之不厭，傳之可久”。
朔源
馮夢龍思想受明代哲學家 李卓吾和王陽明影響很大。 據明人許自昌《樗齋漫錄》記載：馮夢龍“酷嗜李氏之學，奉為蓍蔡”。並與袁無涯一起增補、整理、刊行李卓吾評點的《水滸傳》。在馮夢龍所編纂、評改的《情史》、《智囊》、《古今譚概》、《太平廣記鈔》等著作中，大量引述了李贄的言論，且大多作了肯定的評價。李贄最為驚世駭俗的思想莫過於對孔子及其六經的蔑視和否定。他說：“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讚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童心說》）被歷代統治階級奉為經典的《論語》、《孟子》、六經，決非萬世之至論，實“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童心說》）李卓吾堅決反對以孔子的言論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漢唐宋三代，“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李卓吾以其思想家的膽識，憑藉犀利的筆鋒，剝掉了孔夫子神聖的外衣，解除了六經、《語》、《孟》經典的包裝，顯露出其庸常的一面。在馮夢龍的著作中，也有對孔子及其六經的嘲諷和否定。他在《廣笑府序》中寫道：“又笑那孔子這老頭兒，你絮叨叨說什麼道學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提出了孔子道學殺人的主張，其激進程度不亞於李贄。在《太平廣記鈔》卷二十六《劉獻之》條後，馮夢龍有評：“假使往聖不作六經，千載又誰知其少乎？”將六經視為可有可無典籍。李卓吾在《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中，系統闡述他對婦女問題的看法。他說：“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 並對歷史上有作為的女性，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與李卓吾一樣，馮夢龍也肯定婦女的才智，在《智囊》中，專輯《閨智部》一卷，表彰古今才女。《閨智部?賢哲》總評曰：“諺云：‘婦智勝男。’即不勝，亦無不及。”這和李贄的男女見識無長短之別的主張何其相似。 李卓吾的文學觀對馮夢龍的影響更大。李贄最根本的文學主張是“童心說”，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童心說》）在李卓吾看來，世上最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實感的表露。李贄認為，真正出自“童心”的優秀作品是通俗文學，是戲曲小說。在《童心說》中，他推《西廂記》、《水滸傳》為“天下之至文”。馮夢龍認為文學是作家性情的表露，他說：“文之善達性情者，無如詩，三百篇之可以興人者，唯其發於中情，自然而然故也。” （《太霞新奏序》）馮夢龍所說的“性情”，主要是指情感，他也常用“中情”、“至情”、“真情”。馮夢龍對通俗文學的推崇不亞於李贄。他說：“今雖委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 （《敘山歌 》）並親手蒐集、整理了《掛枝兒》、《山歌》等民歌集。他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為“宇內四大奇書”。編纂了大量的通俗文學，包括話本經典“三言”。 王陽明是明代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馮夢龍對其學說推崇備至，他在晚年創作了傳記小說《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這樣評價陽明心學：“即如講學一途，從來依經傍注，唯有先生揭良知二字為宗，直扶千聖千賢心印，開後人多少進修之路。……所以國朝道學公論，必以陽明先生為第一。” 生活在明中葉的王陽明，親眼目睹了現實的污濁，並對此痛心疾首，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他憑藉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達到天下大治的境地。他說：“仆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傳習錄》中）王陽明提出“良知說”，希望喚醒人們的良知，改變社會現狀。馮夢龍也是一位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對其醜惡的一面看得更為清楚。他在《醒世恆言敘》中寫道：“忠孝為醒，而悖逆為醉；節檢為醒，而淫蕩為醉；耳和目章、口順心貞為醒，而即聾從昧，與頑用囂為醉。”針對世上醉人多、醒者少的現實，馮夢龍要用文學創作來喚醒世人。他說：“天不自醉人醉之，則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權與人，而以醒人之權與言。言恆而人恆，人恆而天亦得其恆。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醒世恆言敘》）馮夢龍的醒世思想和王陽明的救世思想是相通的。王陽明用以救世的一劑良藥就是“良知說”。“良知”是什麼？王陽明作過各種解釋。他說：“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成，是故謂之良知。”（《大學問》）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傳習錄》中）王陽明所說的“良知”，就是是非善惡之心，孝悌惻隱之心，真誠惻怛之心，忠君愛國之心。實際上是一種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它是先天賦予、不假外求、人人具備的主觀存在，“致良知”不過是加強自身道德修養，保持良知不為私慾遮掩，自覺自愿地履行這些道德規範。馮夢龍用以醒世的思想也主要是封建倫理觀念。他說：“六經、《語》、《孟》，譚者紛如，歸於令人為忠臣、為孝子、為賢牧、為義夫、為節婦、為樹德之士、為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警世通言敘》）可以“為六經國史之輔。”（《古今小說敘》）也就是說，小說也能起到六經的作用，可以教人為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甚至比經書的教育作用更顯著。與王陽明不同的是，馮夢龍更強調文學的情感作用，而他們所宣揚的基本思想卻沒有什麼不同。 在明代哲學史上，李卓吾和王陽明屬於兩個不同的思想體系。李卓吾的思想帶有鮮明的叛逆色彩和反傳統精神，是一位激進的思想家。王陽明則是傳統儒學的擁護者和繼承人，直接因襲從孟子到陸九淵的哲學思想，站在維護明朝統治的立場上，進行新的架構和闡釋。如此矛盾對立的兩位思想家，為何都能為馮夢龍所接受？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人的思想是非常複雜的，往往具有多重性。恩格斯在評價詩人歌德時有一段非常精闢的論述，他說：“在他的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前者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而後者卻不得不對這種鄙俗氣妥協、遷就。因此，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這一論斷對我們理解馮夢龍是有啟發意義的。馮夢龍的思想也存在著矛盾，一方面，他嘲笑孔夫子，貶斥六經；另一方面，他卻一直在兢兢業業治經，著有《麟經指月》、《春秋衡庫》等經學著作。稱讚孔聖人“刪述六經、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開百千萬世之緒，此乃帝王以後第一代講學之祖。”（《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一方面，他肯定卓文君的自擇私奔；另一方面，卻在《壽寧待志》中為節婦立傳，認為其清白胡可沒也。這種矛盾現象正是馮夢龍接受尖銳對立的李卓吾和王陽明的思想基礎。其次，馮夢龍接受李卓吾和王陽明是有階段性的。大體上來說，可以馮夢龍崇禎三年中副榜貢生為界。他青年和中年時期，受李卓吾的影響較大，思想比較進步。晚年則受王陽明影響較大，思想趨於保守。馮夢龍的主要小說、戲曲、民歌幾乎都是在公元1627以前編纂的，也就是說，馮夢龍作為一位通俗文學大家的地位，在此之前已確立。他的一些進步的政治思想和文學主張也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崇禎三年，他中了貢生，做了一任丹徒訓導，後來遷升壽寧知縣，因為政清廉，博得了循吏的美名。作為朝廷命官，他得為維護其統治服務，文武兼備的王陽明成為他崇拜、效法的對象，接受王陽明便在情理之中。再次，馮夢龍受李卓吾、王陽明的影響程度不同，受“李氏之學”的影響更大。馮夢龍是一位文學家，對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藝思想和文學創作方面。李卓吾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學批評家，他對小說、戲曲的評點，直接影響馮夢龍的文學活動。李卓吾的思想便受到王陽明的影響，李卓吾自己便說過：“余自幼倔強難化，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不幸年甫四十，為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王陽明先生道學鈔》）事實上，李贄的一些精闢見解便受到陽明心學的啟發，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於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傳習錄》中）這一觀點實際上是李卓吾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先聲。李卓吾的“童心說”和王陽明的“良知說”之間顯然有理論上的淵源關係，至少在先天賦予、人人具備的真實存在這一點上如此。既然反道學的李卓吾也能從真道學王陽明處得到啟發，那么後學馮夢龍能兼采“李氏之學”和陽明心學也就不難理解了。（本文系部分節選自傅承洲《明清文人話本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
海外傳播
“三言二拍”的國外受傳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質的群體，他們一方面是 “三言二拍”的受傳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傳播“三言二拍”的傳播者。傳教士大量譯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始於18世紀的法國耶穌會士。1735年，竺赫德(亦譯“迪哈爾德”)主編出版了四卷本的《中華帝國全志》(亦稱《中國詳志》或《中國通志》)，書中載有法國耶穌會士殷宏緒法譯明“話本”《三言》、《二拍》中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懷私怨恨仆告主》、《呂女郎還金完骨肉》，“三言”於明末清初傳到日本，對日本的通俗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十八世紀時，日本的岡田白駒、澤田一齋師徒二人從“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話》中選出部分作品譯成日文，編成日本“三言”，即《小說精言》、《小說奇言》、《小說粹言》。由抱瓮老人選編“三言二拍”而成的《今古奇觀》是第一部被介紹到歐洲的中國小說集。1893年，法國巴維爾譯的《小說與故事》中，收了《灌園叟晚逢仙女》譯本。當時，中國小說流行在歐洲的文壇。德國的著名詩人席勒讀了《今古奇觀》後驚訝不已，寫信給歌德說：“對一個作家而言，……埋頭於風行一時的中國小說，可以說是一種恰當的消遣了。”這些權威人士對“三言二拍”的接受與認同對“三言二拍”在國外的傳播起著極大的作用。只有他們先認同“三言二拍”，他們才會將“三言二拍”向西方客群傳播，而且客群在接收傳播時都有自己的選擇，客群一般選擇那些具有權威性的信息，他們在該國的權威性使西方客群更容易接受他們所傳播的“三言二拍”。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生於1574年(明萬曆二年)，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馮夢桂）弟（馮夢雄）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 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雄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
2020年8月2日 · 明代文學家馮夢龍匯集中國近2000年以來的智慧事跡，集結精華成冊，加以作者自身觀點的評註，類別從皇帝到士卒，男才到女德，包羅萬象，依洞察力、膽識、語言、生活小心機等將人物篇章分門別類。
《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說》，又稱《全像古今小說》，是中國 明末清初作家馮夢龍編撰的小說集，大約出版於明朝泰昌、天啟年間（1621年左右） [1]。 與其後出版的《警世通言》、《醒世恆言》被稱作「三言」。
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又字耳犹、子犹，自号龙子犹、茂苑外史、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平平阁主人等，别署姑苏词奴、绿天馆主人、可一居士、无碍居士、茂苑野史氏、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 明朝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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