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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618-907)最偉大的詩人
- 白居易(772-846)與李白(701-762)和杜甫(l712-770)一起是唐代(618-907)最偉大的詩人。 他是政府官員,曾多次因不遵守規定,或不按上級的要求行事而惹上麻煩。 不過,白居易懶得遵守,他認為愚蠢或不合邏輯的規則。 他是一位詩人,隨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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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 山西 太原,生于 華州 下邽 (今 陝西省 渭南市), 唐代 文學家,文章精切,特別擅長寫詩,是 中唐 最具代表性的 詩人 之一。 作品平易近人、通俗易懂,乃至於有「老嫗能解」的說法。 白居易早年積極從事政治改革,關懷民生,倡導 新樂府運動,主張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須取材於現實事件,反映時代的狀況,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繼 杜甫 之後實際派文學的重要領袖人物之一。 他晚年雖仍不改關懷民生之心,卻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多時放意詩酒,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 白居易與 元稹 齊名,號「元白」,元白兩人是文學革新運動的伙伴,分別作有《元氏長慶集》與《白氏長慶集》,稱為 長慶體,又稱 元和體。 晚年白居易又與 劉禹錫 唱和甚多,人稱為「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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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ái jū yì]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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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 生于河南新郑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便发生动乱,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白锽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建中三年(782年),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安居。建中四年(783年),因中原发生二帝四王之乱,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进士科,便刻苦读书。 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离。后白季庚升任襄州别驾,他随父至襄阳。贞元十年(794年),父亲死于襄阳,白居易回符离,为父守丧。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饶州浮梁县主簿,他随兄至浮梁,而其家迁往洛阳。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梁至洛阳省母。贞元十八年(802年)入长安,同年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翌年与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年(804年),他将全家搬到关中,定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厔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 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史书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历代评价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辽金元三代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 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
他国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到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投诗顾况
白居易为了应举而初来长安之际,带着《赋得古原草送别》谒见著作(官职名)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然后注视着白居易,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然后读诗,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不禁大为赏叹,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广为延誉,白居易由此一举成名。 有学者指出,顾况在贞元五年(789年)被贬为饶州司户,后又至苏州,而白居易尚未至长安应举,因此如有投诗顾况之事,应发生于饶州或苏州,而非长安。
自酿美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白居易自撰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对其远祖世系等问题,与《新唐书》《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相关记载,均存在较多矛盾。白居易的远祖问题错综复杂。一为出自芈姓。白居易在为其祖父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即自称:“白氏芈姓,楚公族也”,其高祖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不过,白居易的这类提法,在当时就被李商隐怀疑。二为出自姬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白建乃后周弘农郡守,“白氏出自姬姓”,为周太王之后。但周在西北,楚位于中南,两地距离甚远,这个分歧自宋就有学者考辨,清人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也曾指出这个矛盾。因此,这一说法,今人多不取。白居易之所以附会祖宗,并非“疏于考史”,其难言之隐大约是迫于当时阀阅观念浓厚,因此不惜采用附会手段,以自我提高其门第。
陈寅恪推测,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有关。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也持这种意见,并经进一步考证后认为白氏祖先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因龟兹国境内有白山,因此汉朝赐其王姓“白”。1982年,顾学颉发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进一步发展陈寅恪的观点,并提出更为坚实的材料。次年,魏长洪发表《白居易祖籍新疆库车摭谈》,从总体上支持了陈寅恪、顾学颉等人的论点,并认为白居易的祖籍在今新疆的库车地区。经过考证,薛宗正认为,白氏王族出身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乱”中,统率一支龟兹军队到内地勤王平叛,并终老于唐境,封昌化郡王,死后追赠太子太保。白居易就是白孝德的后裔。
白园
主词条:白居易墓、白园 白园是白居易的墓园,位于龙门东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诗里曾说,“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白园的设计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 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池飘送着夏日的清凉。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脚步感受山谷的幽静。时间在山水间是慢的。听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妇孺皆知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建。 墓体区在琵琶峰顶,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纪念。其中有块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你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
纪念碑
白园旁边还增添了一些新的纪念碑石。最醒目的莫过于日本人捐立的两块石碑。一块立于1995年,落款为4个日本人,上书“樱献”,旁边有一行小字碑文,以诗的语言表达着对诗人的怀念。 另一块碑立于1988年,落款为“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并署了几个人名。碑文用中文日文两种文字书写,内容为:“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白居易被日本人作如此评价,恐怕在古诗人中也是独树一帜,对一般游客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可见白居易的世界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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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7日 · 街边小贩能读懂白居易的作品和他是否被称为“诗王”并没有直接关系。. 这种后世的尊称,其实就是江湖中的“诨号”,也没有什么认证,而取诨号,一般都是看人的性格取。. 如“及时雨”宋江,“智多星”无用等等,主要还是起着性格刻画加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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