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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1日 · 從紀錄片中，觀眾得知政治犯出獄並不意味著「自由」，他仍被監控，而後代也會因此受苦 葉石濤就讀高雄中學的長子，因是身為政治犯之子而在學校遭到霸凌、精神失常，為了照顧他，作家只能擱筆，幾乎無創作的餘裕。
2022年12月18日 · 88歲的作家黃春明，在自宅5樓公寓的書房接受訪問。 （攝影／余志偉） 1970年代的 鄉土文學運動 ，對歷史而言，也許是一次內外環境激烈碰撞的偶然；但對傾生都以文字書寫、記錄鄉土的黃春明來說，他豐厚的土地經驗、與社會底層同源的臍脈，卻是生命流向的必然之境。 50年前那場風風火火的「運動」中，黃春明未涉其中，然50年歲月明證，迄今屹立在創作前線、始終初衷未改，是真心不騙與鄉土人民廝守終身的癡情種。 近年與癌症大戰一回、減少露面的黃春明，日前接受《報導者》專訪，談及他橫越日治時代、美援時代、台灣自由化年代，以及行經驚天動地的鄉土論戰現場，看盡這島嶼反覆震盪的憂傷與島上最草根那群人們的強韌，如江河悠長的人生不放棄涓滴的氣力，持續以文學、戲劇灌注對人民與土地的疼惜與寬愛。
2024年3月11日 ·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它們為何需要被重新提起？ 太陽花10年後──10個值得被記住的關鍵字. （攝影／楊子磊；設計／江世民） 發生在2014年的318運動（又稱太陽花學運）屆滿10年，這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震撼全台，其影響橫跨政治局勢、兩岸關係、國家認同，太陽花世代紛紛進入台灣社會各領域，成為台灣重要新生力量。 10年過去，台灣已完成3場總統和立委大選，彼時的大學生也邁入而立之年。 而當318運動逐漸成為下一世代眼中的歷史名詞，甚至僅是高中教科書的一小章節，它還有哪些訴求與內涵值得被反覆提起？
- 媒體天搖地動
- 魔警與七俠
- 調查報導惹了誰？
- 有人堅持，更多人放棄
- 年輕人開始問自己問題
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為什麼呢？因為回歸之前有兩個政權，互相平衡，給媒體的壓力有限度，1997到2003年間，北京是非常地自我克制。2003年以後，出現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SARS、基本法23條立法的爭議出現，北京感到香港有點失控，就覺得要加強對香港的政治維穩。 2003到2013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受到比較大的壓力。 我當時是《明報》社評的主筆，負責所有評論。即使在比較獨立的《明報》都感覺壓力。開始有媒體發現，站到權力的那一方有很多政治上和商業上的好處。堅持獨立思考、敢於評批的媒體，壓力則愈來愈大，身邊的同道中人愈來愈少。 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從客觀效果上這是很清楚的，中資機構絕對不會投放廣告在他們認為是批...
另一個對媒體來說巨大的衝擊，是社會的兩極化（polarization）。2014年佔領運動後，社會對於同情雨傘運動或反對雨傘運動成了兩個極化。在台灣是藍跟綠，香港是黃跟藍（編按：黃指雨傘革命時參與者繫帶的黃絲帶，藍指香港警察制服的顏色）。 舉一個例子，無線電視台的攝影師，當時拍了7位警察打了1位示威者，這個影帶在黃絲帶圈子，年輕示威者的社群裡分享，標題是「魔警」，把7位警察定位成魔鬼，沒有人性。但在藍絲帶圈子，保守強調法治、反對群眾運動的圈子裡，同一條影像，但標題是「七俠」。 你想，我們是老派的新聞人（Old School Journalists），這兩個標題對我們都是不能接受的！7個警察打一個沒有反抗能力的，怎麼叫做俠？但現場情緒的失控，只能說是失控的正常人，怎麼叫魔鬼？在兩極化的社會上，...
2014年2月我遇擊，我一直在想究竟得罪了誰，而且不光我自己想，我報社同事也很積極地一起想。 當時我們做了一個功課，因為我是2012年的1月當《明報》總編，一直到2014年2月我出事，這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因為我們做了比較多的偵查報導，同事把所有可能會冒犯他人的報導，蒐集起來。有多少呢？有100宗多一點，之後再做篩選。 因為報導一件事，得罪一個人，不表示那個人就買兇傷我，可能有其他因素，比方說，得罪他，不只是讓他生氣，而是讓他有金錢的損失，例如非法交易，原來要賺的錢沒了，對方復仇的機會大些。我們把背景複雜的、跟黑社會有關聯等因素加進去，後來發覺一百多裡頭，可能性剩不到十個。這些資料和來龍去脈全部都交給警方。而我遇襲是否與中國因素有關？我不能排除，但也看不到特別的徵兆。 《明報》的偵查報導組是在...
但由於不知道具體的原因，我們應該這樣看，哪怕調查後，找不到主謀，哪怕是這樣，一個無辜的新聞工作者遇到嚴重的、暴力的攻擊和傷害，客觀來講，對新聞行業會產生很大的負面的影響。 為什麼呢？我說一個真實的故事。2015年7月，當時一年一度的書展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我剛發表《迎鋒而立》這本書，我在書展的攤位簽書，那天剛好是中學成績放榜。有一個女學生，到攤位來買了一本我的書請我簽名，她說從小就希望當記者，希望去大學唸新聞系，畢業後想當記者，但她說，她為了這個事情掙扎了超過1年。我問她為什麼呢？她說，因為我受傷後，她爸媽擔心自己的女兒當記者，將來不安全。她理想是當記者，但不想爸媽擔憂，內心很掙扎，掙扎了1年的時間。 然後我問她決定怎麼辦，她說她想通了，還是要報新聞系。當時，我非常感恩和高興，但我知道，當有...
從80年代唸大學到現在，我觀察到，差不多每個10年，都有些劃時代的大事情發生，那影響整整一代的年輕人，讓年輕人覺醒，對社會產生理想，然後帶來很多推動和改革的動力。 1989的天安門運動，影響香港一整代的年輕人，包括我；接著，1997年前後香港的回歸，強烈的風雨、掙扎、擔憂，回歸是全世界的焦點，對那一代的年輕人也起了很大的衝擊；2003年SARS與50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接著是2014年佔領運動。 每一個10年，香港都有一個大事情，影響幾十萬人，一整代的年輕人。因為那件大事，本來不關心社會的，關心了社會，本來政治跟自己無關的，開始問自己很多的問題，重新確定一些重要價值，如自由與法治，他們開始為自己找各種的答案。每個人採取的方案可能不一樣，但他們的人生改變了。 佔領運動是很大型的社會運動，有幾十...
2023年6月26日 · 「大局為重」、「息事寧人」的文化不只在社會，也發生在校園。 近10年校園的性騷案平均每年1,500案，但專家學者評估，受害學生仍會因師生權力關係而難以啟齒，黑數比想像中更高；具備即時通報與調查程序的性平會，長久以來則因架構在學校行政體系內，難以擺脫人為干預色彩、達到全然獨立，常使受害者得不到公正的答案。 回望歐美、日本與韓國，#MeToo運動的展開也進一步揭開「#MeToo後真相時代」，進入尚難以修復的性別對立與獵巫。 遲來的台灣#MeToo運動很痛，但這是改革的過程。 立法院在#MeToo延燒數週後，決定加開臨時會，要在7月底完成性平三法的修法。
2016年10月12日 · 近年來在台灣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中，犯案者反常的精神狀態常成為議論焦點，他們是否裝病脫罪的疑慮，並未隨著悲劇結束、人犯羈押就消失。 今年殺害內湖女童小燈泡的王景玉，以及去年犯下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案的龔重安，近日分別進入一審與二審階段，《報導者》從法庭現場的觀察與記錄，探討現階段圍繞在司法與精神／心理鑑定的議題。 在重重法警戒護下，王景玉坐在被告席一角，藍色T恤下的胸骨、肩胛突出，形容枯槁，長達3小時的庭審過程，除了最後以模糊、遲滯的語調向被害者家屬道歉，並稱想出去賺錢，請求法官輕判，大半時間都兩眼空洞地呆坐。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歷史，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創傷，數十年的時光都難以撫平傷痕。 受難者與家屬得承擔那些未被處理的政治創傷，而整個社會也失去同情的能力。 集體共有的創傷仍存在，甚至造成社會互信薄弱，而這些創傷需要被正視，才有被治癒的可能。 幾年前，當陳欽生開始講述白色恐怖的經驗，他壓抑了30年的記憶全都回來了。 回家後，他每隔幾晚就會做夢驚醒，每次都說夢到刑求。 夢的畫面很清晰。 他躺在日式平房的地板上，身體蜷縮著，身旁幾個壯漢對他又踢又踹，一邊咒罵著：「你再不把自白書好好寫的話，有你好看的。 」突然，他感覺到胃在翻騰，一股灼熱感往上竄，他記得口腔裡血的滋味、血的氣味、血的熱度和血的濕度，鮮血順著下巴流到衣服，然後滲入記憶。 記憶的門逐漸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