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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1/5/26 · 當中更釣出台北市長柯文哲、新北市長侯友宜、桃園市長鄭文燦、新竹市長林智堅、台中市長盧秀燕等官員,紛紛向喬瑟夫高登李維打招呼,並希望他能在疫情結束後親自前往台灣。這一系列的操作與效應,頓時也讓喬瑟夫高登李維成為「台灣之友」。

    • 難搞的布魯斯韋恩
    • 戰服設計
    • 黃色蝙蝠標誌
    • 風格化的蝙蝠車
    • 向敵人揭露自己的身分
    • 政治糾葛
    • 與高登局長的關係
    • 管家阿福
    • 殺死父母的兇手
    • 以復仇之名痛下殺手

    提姆波頓版本的《蝙蝠俠》,與多數的改編版本不同,他並不將布魯斯韋恩描繪成眾人熟知的富二代、花花公子印象,反而選擇將布魯斯韋恩塑造成一位難應付的怪人,若非因他的財富,很多人可能對他不屑一顧。 大家都知道,布魯斯韋恩必須是一位演員,要時刻戴上「面具」,讓世人不將他與「蝙蝠俠」產生連結,而提姆波頓的「布魯斯韋恩」,反而讓人更加好奇,這是布魯斯韋恩的「演出」抑或是他真實的個性?

    在提姆波頓的兩部《蝙蝠俠》電影中,「蝙蝠俠」的服裝看起來極具威脅性。這套服裝讓「蝙蝠俠」能在充滿犯罪的後巷中,俯衝至毫無防備的敵人、威懾他們。 這套戰服的脖子部分是堅硬的,讓米高基頓的頭難以轉向兩邊,雖然使「蝙蝠俠」看起來更難以親近,但也讓他無法強調自己的動作。克里斯多福諾蘭在他的《蝙蝠俠:開戰時刻》中也打趣地揶揄這個設計。

    儘管「蝙蝠俠」戰服的整體設計與過去漫畫及電視節目都有顯著差異,但也不是沒有缺點。烏黑的服裝令人驚豔,明確地模擬出法蘭克米勒《黑暗騎士》漫畫中的那種黑暗調性。然而,蝙蝠俠胸前那亮黃色底的蝙蝠標誌對這部電影來說似乎有點太過突兀。很難想像罪犯在看到這位英雄胸前「金色拱門」(the Golden Arches,麥當勞的標誌)式的註冊商標會如何談論他。

    就算是 30 年後的現在,提姆波頓的「蝙蝠車」仍然是高譚市的公路霸主。提姆波頓丟棄了 60 年代電視節目上過時的「蝙蝠車」概念,裝上了噴射引擎,將其變成充滿魄力的改裝汽車。它就像令人驚豔的角色,以野性的設計令觀眾瘋狂。儘管諾蘭的版本將「蝙蝠車」重新為現代觀眾設計,但在風格方面,提姆波頓的「蝙蝠車」依舊勝出。

    「蝙蝠俠」的成功在於每晚打擊犯罪的同時,他仍能守護自己的秘密身分。他最不想面對的危機,就是讓自己的真實身分公諸於世。即使如此,在《蝙蝠俠大顯神威》中,布魯斯韋恩公開了自己的身分,以勸阻「貓女」瑟琳娜凱爾 (Selena Kyle) 不要殺害反派馬克斯施雷克 (Max Shreck)。布魯斯韋恩毫不遲疑地撕下自己地頭罩,揭示自己面具下的真實身分。儘管施雷克並不相信,但真面目給施雷克這種人看到仍不是明智之舉。

    諾蘭版的布魯斯韋恩只與高譚市稍微有所關聯,因為他偏好暗中操控一切,通常以政治獻金的形式來表達他對政治家的支持。而提姆波頓的布魯斯韋恩與政治的關係更加密切。他會積極的與城市中的菁英密切往來,尤其是市長。在《蝙蝠俠:大顯神威》中,布魯斯韋恩甚至公開質疑馬克斯施雷克讓「企鵝人」 (Penguin) 管理紅三角馬戲團幫 (Red Triangle Circus Gang),並發誓要與市長合作對抗他的政治行動。

    「蝙蝠俠」與高登局長的關係也是另一個重點。高登局長是讓「蝙蝠俠」的私刑行為與警方維持平衡的關鍵人物之一,這樣的關係需要許多努力。諾蘭的版本讓「蝙蝠俠」與高登局長間的關係比以往更加緊密。 而提姆波頓的「蝙蝠俠」與高登局長較疏離,他們幾乎沒有對話,也很少一起出現在同一個畫面裡。事實上,《蝙蝠俠》整個篇幅就在講述他們倆人的不合,而在《蝙蝠俠大顯神威》中,「蝙蝠俠」變得像孤狼一般,是高登局長在不得已時才會呼叫的幫手。

    少了阿福潘尼沃斯 (Alfred Pennyworth) 的協助,布魯斯韋恩能否活那麼久還是未知數。雖然阿福便有豐富的個人經歷,但他在提姆波頓的《蝙蝠俠》電影中顯得較為低調。 這個版本的阿福更貼近傳統的管家,操著一口上流社會的口音及優雅舉止,與諾蘭版本中那位頭髮花白的分析者截然不同,也不像《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裡的管家積極參與「蝙蝠俠」的行動。

    「蝙蝠俠」是因布魯斯韋恩父母被殺才會誕生,但這樣的主軸成為 1989 年《蝙蝠俠》電影的主題對當時來說十分令人驚訝。提姆波頓打算一石二鳥,讓殺死布魯斯韋恩的兇手「小丑」傑克納皮爾成為主要反派,並讓「蝙蝠俠」有了個人動機走上打擊犯罪之路。

    你可以說,「蝙蝠俠」打擊犯罪是一種為父母之死復仇的形式。而提姆波頓的版本做得更加極端。當布魯斯韋恩得知傑克納皮爾是一切的始作俑者,他們之間的關係全然改觀。 「蝙蝠俠」為「小丑」的手下帶來死亡與毀滅,最終在教堂的鐘塔上展開實力不對等的對決。「蝙蝠俠」不僅打破漫畫以來的「不殺原則」,也同時讓這場行動顯得更私人。這樣的復仇心態,在 2016 年的《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中再度被詮釋,但仍不及 1989 年提姆波頓《蝙蝠俠》的極度憤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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