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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2日 · 2017/5/12. 出版. 攝影論壇. 誠如沈昭良所言，攝影書的可貴是能提供閱聽大眾「另一個展演空間 」。 不同於美術館或畫廊的空間布置，攝影書更能充分呈現一位攝影家的踏查足跡，以及他如何決定與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距離。 而讀者也可透過攝影書的編輯方式、裝幀巧思，乃至於紙張磅數及觸感等細節，讀出一位攝影家如何藉由各種訊息和線索來佈局他的影像敘事。 眼前這本《台灣綜藝團》正是沈昭良諸多編輯巧思，以及其攝影實踐方法的一次完整展示。 沈昭良《台灣綜藝團》攝影集。 王聖閎. 藝評人，自2004年起參與台灣當代藝術評論的寫作與討論，曾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評台特別獎、第九屆數位藝術評論獎首獎。 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等專業藝術雜誌及美術館出版刊物。
2022年2月16日 · 這戲開排前，我擬了些題目給大家。 內容多指向個人不堪、脆弱、隱晦什麼的，當然也有榮光、野性、浪漫等。 正式開排了，過於思考性的題目和凝重的現場氛圍，讓場面有點僵硬。 吳靜吉索性接口，笑瞇瞇的小眼開始丟話: 「你老家我去過ㄋㄟ，那裡的水果很好吃！ 」 「 妳前男友我有印象，很帥對吧？ 」 「 所以跟我一樣，你一輩子都沒打過架！ ⋯⋯左一句右一句，彷彿並肩躺在沙發上聊天，語速音調之平易，天要下雨下吧、娘要嫁人嫁吧！ 這招打開了說故事大門，不設防的敘述者有了舞台和聽眾，陳年往事原就難以歸類，理還亂，但亂就亂吧，看他們生動的述說著那些無須釐清的歷史記憶，教室裡有一股暖流竄動著，吳靜吉悄然退身，我趁勝追擊，抓題進攻──素材的寬度和深度都有了進展，我們一步一步地靠近舞台了。
- 4月17日，氣氛仍然和平的北京
- 廣場上，曾無所畏懼的我們
- 最後一張照片
- 一趟未完成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撼，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1989年亞銀年會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容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全，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哪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
5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唳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只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我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 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3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40日。 回台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30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6月4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週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閱讀英文版，請點：Meet the Taiwanese R...
這40天對他來說，是充滿人生經驗的重大時刻。 他親眼見證從一開始的平和，到趨向緊張，學生也開始絕食靜坐，而後解放軍入城，轉為整肅氣氛。 一邊恐懼著被消失，一邊仍堅持以台灣的角度進行現場拍攝，謝三泰每日回到旅館洗照片，並透過國際電話線傳真照片，一張5X7的黑白照片，需耗時7分鐘，彩色照片甚至需要21分鐘。 如果斷訊，就是惡夢，一整晚為了一張照片要不斷重傳。 謝三泰堅持到最後一刻，直到帶去的經費耗盡，而報社為了他的人身安危，拒絕提供援助，迫使他不得不離開天安門、離開北京。 但他始終覺得，這是一樁未完成的任務，耿耿於懷30年。 返台後，也因而提出辭呈，離開任職的報社。 2018年， 訪談謝三泰時，挖出當時他在北京的事實與影像。
2019年5月29日 · I hid these photos and regrets in a corner for nearly 30 years, that is, until Chang Chao-tang (張照堂) — a famous photographer and documentary filmmaker in Taiwan — saw the images. "There's no need to feel regret, you were there,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said Chang.
2016/8/3. 走進「台北光點」的主建築梯間，進進出出、裡裡外外都好不熱鬧，心想最近熱門的紀錄片 《大同》 還真是厲害，吸引這麼多觀影者前來，一陣摩肩擦踵來到二樓才發現，不是《大同》厲害，是謝三泰《走拍台灣》新書發表暨攝影展厲害，這些觀影者幾乎都是在等著活動正式開始。 「我們有很多人一天不拍照就會很痛苦，」從事影像工作超過30年的謝三泰，無時無刻都流露出自己對攝影的熱情。 30多年來不僅拍下無數新聞事件，更在工作之後拍攝專題、執行攝影計畫、投入基礎攝影教育，隨時叮嚀自己不能把相機放掉，持續地透過影像拍攝引發共鳴，期待在數位時代、攝影技術解放的同時，能有很多人運用鏡頭去關注社會議題、土地和親人。 如今，每個人都以飛快的速度在累積照片數量，然而這些是什麼？ 我們又在拍什麼？
2021年5月22日 · 《台灣綜藝團》，2005～2015。 《STAGE》，2006～2014。 對我而言的關鍵轉折，除了媒體的工作經驗，轉換工作型態的決定之外，還有一個相對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約莫2005年末，我試著啟動台灣本土康樂隊、歌舞團有關的系列拍攝，同時打算將帶有台式魔幻寫實風格的移動式舞台車、歌手肖像以及工作生活現場，採個別攝影集的形式呈現。 為此，那些年我積極閱讀不同的攝影集，理解它們的具體做法與內容間的關係；也就差不多在同個時期，由於資訊平台的活絡，商業藝廊和出版社對於攝影的關注與投入，以及國際攝影交流活動的興起，明顯拉寬了創作者對攝影既有的視野，連帶推動了整體攝影論述與創作的轉向，可說是影響我在古典寫實的基礎上，開始嘗試新紀實與當代影像語法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