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銷毀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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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7日 · 政治檔案公開是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今年（2023）1月首度針對《政治檔案條例》申請案作出 判決 ，卻令人遺憾地出現「戒嚴時期被監控者個資一覽無遺，監控人員身分卻全部遮蔽」結果。 國安局與檔案局是以「國家安全」為由遮蔽當年加害人資料，但歐洲人權法院在2014年的判決即已強調，濫用國家權力、從事不法情報活動的人員身分應該被揭露。 相關部會與法院應在「國家安全」與「真相知情權」間尋找平衡點才能讓台灣的轉型正義向前邁進。 當國家安全與轉型正義的目標相衝突. 《政治檔案條例》 在2019年制定施行後，威權時期受害人、家屬以及學者依該條例向檔案局申請閱覽政治檔案，希望藉此了解自己與家人被侵害的真相，或是還原威權時期公權力運作的樣貌，卻仍然遭遇不少困難。
2016年11月21日 · 報：今年以來，圍繞在政治檔案的議題在台灣引發許多討論及爭議，可否談談檔案在轉型正義中的角色？葛：在我的經驗裡，如果你想拿到檔案，別找最高領袖，通常在次一階的官員那裡，他們為了自保而存有檔案，（以防有一天被清算時）證明誰才是 ...
2016年10月31日 · 此外，當時的司法體系在裁判品質與人力上是否能負擔大量案件的審判，且以過往政治壓迫性質而言，諸多罪行的證據與檔案早被銷毀，若循司法途徑是否能確保將加害者定罪也不無疑問。
- 1950年代的台大
- 校園內外「老大哥的耳目」
- 我和同學活在平行世界
- 「知」是一切的起點
1974年秋天我從南部小鎮來到台大唸書，陳文成罹難的1981年的秋天我離開台灣赴美國讀博士班。這在時間軸定位了我。我進台大的前一年（1973）年底，台大人類學系送走莫那魯道的骨骸，再前一年（1972）發生哲學系事件，雖然延續到我入學之後，但這些事情我都是後來──很後來，才知道的。也是這幾年才注意到哲學系事件解聘了一位年輕助教楊斐華，她是謝雪紅革命伴侶楊克煌的女兒，失業後以翻譯維生，罹病早死。系主任解聘說明書寫道：「蓋楊女士經治安當局『列管』有案，不准出境，其父原係二二八事件時『台獨』主腦份子之一，迄今猶在綠島管訓中，個中特殊微妙心理背景關係，足堪為某方政治運用之資。」（實則楊克煌當時在中國）看著楊斐華清秀的遺照，常想：人世的公義何在？當大家在傳述「望月樓」的浪漫典故時，是不是浪漫得有點偏誇，...
顏一秀被一位室友監視，我的學妹胡慧玲也被一位同學監視，那位同學「出身」不錯（父女都是國民黨員），又且是胡慧玲最好的朋友，可能因此被教官選中；她則想說與其讓別人來寫報告，不如她自己來寫，還可以保護好友。胡慧玲被監視，那我呢？綜合判斷，監視我的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女同學。我沒有像胡慧玲那樣的確證，但一位好友也認為是她。近日讀陳翠蓮的〈一個黨國青年的成長過程〉，寫她高中時代，如何被選中作為未來大學的「長江一號」，也就是校園情報員，但在父親的阻攔下，喪失報國機會。她父親說：「你頭腦不清楚，很多人會被你害死！」（讀者請留意：害死人是重點。）那位監視我的同學不知道是否以這種方式徵募到的，還是由學校教官（歷史系是女教官）就每年的情況選派？ 監視我的同學，畢業後到一家赫赫有名的公司任職，那是道道地地的不當黨產，...
三、四十年前，我和監視我的同學，同樣是在台大，卻活在平行世界裡；三、四十年後，我們仍然活在平行世界。如我這樣被監視的人，是少數，像她那樣監視我們的人到底人數如何，並不清楚。這兩群人之外，我想更多數的台大學生是「apolitical」的，也就是無關乎政治的，過著一般的大學生生活。他們多數不會感受到思想不自由，以及白色恐怖的威脅。請讀者注意：在戒嚴時代，不要說，之前的白色恐怖案例，即使正在發生的白色恐怖案子，我們也不會知道。我的外省籍歷史系學長王克文的父親被抓，在當時我們也都毫無知覺，學長和母親竭力救援，但不敢聲張。屏蔽人民「知」的管道，無疑是專制獨裁統治的不二法門。其實不只政治方面，社會、文化、演藝也屏蔽很多，這些只要看看管仁健的文章就可知道。現在很多人看到台灣「很亂」，開始懷念起「很不亂」的...
以上是從平行世界的觀察延伸出來的思考。不是要讓自己和大家沮喪，而是希望我們一起來思考如何打破這個結構性的生態，思考能改變結構、能對整個生態起化學作用的作法。目前我能想到的是，盡量促進社會在「知」的層面了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含密告系統、共犯結構），「知」是一切的起點。不被知道的過去，無法成為我們社會的集體記憶；沒有對獨裁之惡的集體記憶，就很難有大動力捍衛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另外，三一八之後，大家都在談新世代崛起的現象，我們必須善用這個優勢，透過新世代來帶動改變。如果黨國體制打造的結構很難撼動，那麼，是否可透過親子溝通和世代互動來鬆動它呢？新世代同時也要積極爭取高齡世代的協助，讓那些過去曾為台灣奮鬥的人有機會提攜後進，賡續半世紀以來的奮鬥。我還想像：戒嚴令下神鬼哭泣、動人肺腑的故事成為台...
2022年7月25日 · 【精選書摘】 本文為 《焚書：遭到攻擊與在烈焰中倖存的知識受難史》 部分章節書摘，經時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編。 知識的失去，是文明漸漸走向衰亡的警訊。 圖書館和檔案館自古以來就不斷遭到攻擊，但在現代尤其飽受威脅。 除了戰火蹂躪，更由於缺乏資金，圖書館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 《焚書》講述了讓我們走到這一步的歷史：從古代亞歷山卓到當代塞拉耶佛的圖書館中被蓄意焚燒的書本，從粉碎在伊拉克的亞述泥板到英國疾風世代被銷毀的移民文件，以及在數位洪流下被刻意刪除的電郵記錄、龐大到難以全面保存的社交媒體平台資料。 知識具有強大的力量，追尋與保存知識是延續人類發展的終極任務。
這個概念在1992年由比較文學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剛開始用於了解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兒女們跟他們父母輩創傷記憶之間的關係；後來被廣泛運用、擴大解釋， 泛指年輕世代對發生在遙遠年代的不幸事件，所產生的體驗、共鳴、想像與情感等等。 因為沒有實際的經驗與感受，身邊也沒有親人或朋友直接受害，或是受害的長輩們早已離世，「後記憶」世代多半透過第二手的歷史故事、影像、詩集、藝術作品、紀念活動與社交媒體等，來了解與體會如同二二八這樣的集體創傷事件，以及其背後所彰顯的歷史教訓、國族認同與道德價值。 但是，再多的疾呼、研究或紀念，似乎無法改變目前台灣社會對二二八分歧的歷史記憶。
2022年11月13日 · 第101營等占領區的執行單位，本身的檔案則常被刻意銷毀。此一消滅證據的原則，也是各個死亡營在1944年被拆毀，掩埋的屍體被重新挖出火化背後的原因。簡言之，納粹在東歐的活動，有不少檔案與私人文書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