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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天前 · 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號精衛亦為其筆名),通稱汪精衛中華民國政治人物祖輩均為在廣東擔任幕僚的浙江紹興府籍師爺汪精衛生於廣東三水縣 [1]。官費留學生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

  2. 汪精卫. 汪兆銘 (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 字 季新 , 號 精卫 (亦為其 筆名 ),通稱 汪精衛 , 中华民国 政治人物。. 祖辈均为在广东担任幕僚的浙江紹興府籍 師爺 ,汪精衛生于广东 三水县 [1] 。. 官費留學生毕业于 日本法政大学 。. 1905年在東京加入 ...

  3. 2022年3月22日 ·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其實這所謂的漢奸形象可不是一天造成的汪精衛原先可是位救國與革命的奮鬥先鋒啊。. 讓我們來看看人見人愛的愛國青年是如何變成眾人唾棄的大漢奸吧。. 文: 我的學習筆記. 歷史上的汪精衛常常給我們留下大漢奸的印象 ...

    • 概觀
    •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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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波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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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字作品
    • 墳墓
    • 人物評價
    • 諷刺對聯

    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祖籍浙江山陰(原紹興縣),出生於廣東三水,字季新,筆名精衛,因此歷史上多以“汪精衛”稱呼。

    早年投身革命,曾謀刺清攝政王載灃未遂,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回國後於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誌。1921年孫文在廣州就任大總統,汪精衛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

    •中文名:汪兆銘

    •別名:字季新,筆名精衛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廣東省三水縣

    •出生日期:1883年(清光緒九年)5月4日

    出身世家

    1883年(清光緒九年)5月4日出生於一位汪姓客商家。 汪精衛原籍是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祖父以上的墳塋都在紹興。其祖父汪雲(1786~1844),字縵卿,號曼亭,系道光二年(1822)舉人,曾在紹興中過舉人,後選授遂昌縣訓導,對當地教育事業頗有貢獻。至父親汪瑎時,舉家遷往廣東番禺。汪精衛父親汪瑎(字省齋)是個不得志的讀書人,年輕時先後在廣東三水、曲江、英德等縣做過幕僚,但薪俸不高,對外卻要保持著仕宦人家的體面,生活清苦。汪精衛十三、四歲,父母相繼見背,只得跟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生活,“衣食之費,都仰給於長兄”。幼年失恃,本是很憂傷的事,而“長兄為父,嫂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這種憂傷。從後來汪精衛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他心靈的憂傷。“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憂勞’兩個字里。家計的艱難,以及在家族內所受的閒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湧現在我的眼前。

    少年

    1922年,汪請溫幼菊畫了《秋庭晨課圖》,他並為此作以下題圖: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九歲,平旦必習字於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父以家貧,雖老猶為客於陸豐……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遠心至苦也。母雞鳴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核,往往宵分不寐……時見母微嘆有聲,搜篋得衣,質錢市果饌;及親友至,則亟語款洽,似無所憂……劬勞太甚,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汪精衛通“四書五經”,得中秀才,說話時極注意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心中的怨憂,可上述兩段話還是透露出父母故後的無限憂傷的心情。極度懷念母親的語句,似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母親死後的不如意和艱苦。 汪精衛生活在這種拘束的家庭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境遇非一日兩日,而是年長月遠,對汪精衛的性格起著鑄造的作用。如此,汪精衛從幼年起就養成了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汪家雖說不富裕或可謂清貧,卻是書香門第。祖父汪漫亭是舉人,當過遂昌訓導;其父汪省齋一生當幕僚;其長兄兆鏞中舉人,當過樂昌師爺。這樣的家庭,儒學的文化氣息是比較濃厚的。汪精衛幼年隨父母讀書,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他們一家沿著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成年

    1902年3月汪精衛參加廣州府試得第一名秀才;同科還有二兄和一個侄兒,名列二、三名。一家兩代三秀才,可謂“玉峰雙秀,珠樹三花”。(註: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追求功名,且有所得,當然儒家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誠。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堅強的因素;也有“溫良恭儉讓”、“寬”、“恕”等因素。而從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徑來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響。

    加入同盟會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 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後以“精衛”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系列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啓超等的保皇謬論,受到孫的好評。 1906年6月畢業後拒絕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日語翻譯,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匯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後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並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秘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後被捕,判處終生監禁。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此後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後,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革命黨人發動起義。

    人格特徵

    汪精衛死裡逃生,幸獲自由,出獄後原來的個性特點卻更加強了。 一是人的生命畢竟只有一次而已,絕處逢生,難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復失,滋長戀生怕死的情緒,一想到被捕,就出現“莫向燕台回首望,荊榛零落市寒煙”的心境。 二是對清室難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說:救我命的是肅親王,我每當回憶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家。 三是他仍是一個革命者,擁護孫中山的初衷並沒有改變。 於是,他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出現低沉消極的情緒,詩中出現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語句,產生了妥協心理。

    革命生涯

    謀刺事件後,汪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性格有所發展,成為他在以後革命過程中的後制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汪出獄並結識袁世凱。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呼籲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後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汪精衛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 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後,8月攜陳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開始後被孫中山急召回國。革命失敗後亡命法國。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建中華革命黨,由此孫中山和黃興分手。這一事件不僅是悲劇性的,而且是具有轉折點意義的,可惜汪精衛沒有意識到。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後回國參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說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衛署名季新的文章,題目是《紅樓夢新評》,汪精衛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紅樓夢》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們讀《紅樓夢》大抵是用一種王國維先生所謂“考據眼”去讀,著重在考證小說中的人物是誰,很少有人從“家庭革命”這個角度去解讀它,這篇文章的出現可說是空谷足音,從此紅學中關於《紅樓夢》的解讀就有了一個“家庭感化說”。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1922年~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精衛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3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6月26日,由汪精衛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汪兆銘與陳璧君夫婦育有6名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他5名為:

    長子:汪文嬰(1913年-)曾留學德國學習政治經濟,後來任汪精衛政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軍需處處長。晚年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長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學習,後來在香港任教於多所國小。退休後定居美國新澤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亞政府醫藥部門高級主管,後來在印度尼西亞當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為父親汪精衛整理文稿,後來任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來在香港從事橋樑建築工作。

    親日措施

    奴化人民 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1)制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汪偽政權先後制訂了一系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檔案。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2)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竭力向他們灌輸“東亞聯盟”等親日賣國的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汪精衛等人在淪陷區各學校強制推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並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檔案,並決定在全淪陷區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進行對汪個人崇拜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在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幹部學校,實施法西斯式的訓練,培訓從事賣國主義奴化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3)利用報刊、廣播、電影、巡迴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大肆鼓吹和宣傳東亞聯盟等賣國主義的理論。汪精衛傀儡政權的要員們還經常在節慶日子利用報刊和廣播大肆販賣其賣國主義的主張,同時還舉辦“和平建國文獻展覽”、“和平建國攝影展覽會”進行奴化教育宣傳。 汪川蕤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本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眾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藥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眾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牴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系”,“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眾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奸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於物資之增益。” 組織偽軍 雖然根據李宗仁等人的說法,汪精衛並沒有主動招降過國軍將士。但是受他曲線救國幌子的蠱惑,不少雜牌國軍僅因在重慶國民政府手下過的不如意或為保存實力便投靠汪偽,完全不以降敵為恥。而汪精衛對於這些主動投靠他的國軍都表示熱烈歡迎。此外汪偽對於被俘國軍的影響更是巨大,汪精衛一直對國軍表現出一副偽善的態度。有時他甚至惺惺作態的保護一部分被俘國軍。許多國軍將士經得起敵人的拷打虐待,卻經不起汪精衛偽善面孔的迷惑。在汪偽政府成立之前被俘的國軍將士中寧死不屈者為數甚多,汪偽政府成立之後被俘的國軍卻基本上都降敵做了偽軍。據統計,1938年時,偽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8000人,1940年汪精衛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後投靠汪偽的國軍則前後多達五十萬人, 鎮壓地下抗日武裝 汪偽軍的來源原本就是戰鬥力較差的雜牌軍,再加上汪精衛那套貪生怕死的投降哲學影響,更加不是國民黨正規軍的對手。因此正面戰場上極少出現汪偽軍的身影。然而面對武器裝備簡陋、糧草彈藥缺乏的地下抗日武裝,汪偽軍便像瘋狗一樣呲牙咧嘴起來。汪精衛污衊地下抗日武裝為“匪”為“寇”,聲稱地下抗日武裝破壞治安,為和平的阻礙,號召手下偽軍齊心一意的鎮壓地下抗日武裝。偽軍們亦“積極回響汪主席號召。”鎮壓地下抗日武裝不遺餘力。

    政治轉變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奸的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本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制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裡,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後,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艷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於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么幾家: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最後吳佩孚拒絕後死亡。華北偽政權的王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餘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後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結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里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龍雲,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後他們的抗戰決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裡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系統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陸相。當時板垣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這兩人對中國政治人物的誘降主張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禎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衛的路線;今井武夫卻想直接和蔣介石談和。他認為:從清朝開始,中日之間所有戰爭或爭端最後的解決方式都是中國的“委曲求全”,現在日本對中國的打擊在歷史上是最大,中國面臨的危機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經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國全民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也來個扭轉乾坤……當汪精衛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國是”的時候,“桐工作”正在香港進行。蔣認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來打擊汪精衛在南京的“和平”運動,二來對日本軍部的戰略有個了解。了解日本軍隊的意圖就等於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圖。因為日本“二二六”事變後,政府的內閣陸相一定由日軍現役人員擔任。不管是誰來組閣,只要你的政策不合軍隊的意,那么就不給你推薦陸相人選,內閣五相缺了一個,您還怎么組閣?所以當時日本軍隊對政壇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日本的和平運動如果真的實現“從中國撤軍”、“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日中經濟互相提攜”,那么對於中國來說意味著較大的進步。汪精衛與日本媾和,正是基於這一目的,以使中國免遭更大的損失。 1939年初,汪精衛和他身邊的人在河內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至上海。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精衛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的傀儡政權。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長兼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1943年汪精衛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年底,汪精衛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死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今名古屋大學)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雙照樓詩詞稿》

    《菊》

    《被逮口占》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余在北京獄中聞展堂死事,為詩哭之,才成三首,復聞展堂未死,遂輟作》

    《自嘲》

    《北宮丸上作》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南京人民對汪精衛的墳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滿,紛紛要求剷除。蔣介石在輿論的壓力下,派何應欽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1946年1月21日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奉命將汪墳炸毀,打開棺木時,見汪精衛的屍體上覆蓋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頭戴禮帽。

    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個汪精衛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精衛跪像,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

    而當他身處異地,臨死前曾說過:“我要回去中國。”

    汪精衛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推翻腐敗的滿清為己志,行刺攝政王載灃。

    孫中山逝世後,西山會議派試圖在國民黨內除去共產黨的勢力,後來蔣中正武力清黨,欲徹底剷除共產黨人,汪精衛卻堅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和平路線,造成了寧漢分裂。而當共產黨人開始武裝反抗之際,汪精衛亦即當機立斷進行掃蕩。由這些作為,有一些人認為顯示汪精衛有某種「尚和平,顧大局」的思想哲學;亦有人認為,這顯示了汪精衛的善變性。

    從辛亥革命的英雄,變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變化如此之大。有人為他辯護,說他是寧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見是年青時的滿腔熱血,不能保證以後他不會為個人權力而犧牲整個國家利益。

    正面評價

    林思雲,他的《真實的汪精衛》一書,替汪精衛做了身後的平反,首先,文中高度讚揚汪的人格,認為他有嚴肅的生活作風,在國民黨任高層時“不抽菸、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動都比較能貫徹孫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議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7人集體領導;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眾議貫徹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屬於第一批抗日的主戰派,欲邊作戰邊爭取與日本談判的籌碼,惜苦無軍權;後以雜牌軍力戰不果,於1933年簽訂塘沽協定。這種屈服的原因並不如蔣介石在抗戰前一般為了確保既得利益,事實上汪的權力只有聲望而沒有軍事基礎,他背上污名對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後來,汪在被行刺受重傷後,仍然繼續宣傳和平救國的理念,期間也與日本的主和派接觸並談判講和條件。在一片對日抗爭聲中,林認為“這條主和的路比主張抗戰的路,艱難得多。”此點在汪兆銘離開重慶時給蔣中正的留書中“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一語可見端倪。但本書爭論很大,書中認為在汪統治的日占區,人民生活能較穩定,而且認為因為汪代表國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沒有再大舉進攻重慶和延安,這都是他的貢獻,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蔣介石站在美國一方,那么戰後無論同盟國勝利還是軸心國勝利,中國都是戰勝國,那就避免了戰敗國割地賠款的損失,保存了中國文化的延續,起碼中國還能苟延殘喘。 汪兆銘政權承認了滿洲國,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國在中國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國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等。 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約翰 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汪政府和維希政府相似,“當他們認為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誰屬已經沒有把握的時候,他採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並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面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後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則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後六年的餘生里,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 陳璧君(汪的妻子):在汪兆銘死後,汪的妻子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行為辯護:“日寇侵略,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說一句公道話,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做積極破壞抗戰的勾當。他投敵後,向與其淵源最深的將領,也未嘗作片紙隻字招降,如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第五戰區內第十一集團軍司令黃琪翔。大義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

    負面評價

    新華網《蘇進強,汪精衛第二》一文稱:汪精衛及其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的侵略活動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在軍事上,大量策反了國軍(近百萬),尤其是雜牌軍,組織“偽軍”,多次進行清鄉,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難。汪精衛自兼清鄉委員會主任,打擊其統治區的地下抗日武裝(主要中共游擊隊),使得日軍可以抽身進行其他戰役。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協助日軍對淪陷區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強迫實施儲藏物資的全面登記,並對棉紗棉布進行強制性收買,以供日軍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衛在學校推廣與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發動“新國民運動”,從思想上削弱民眾的反日情緒。另外,汪精衛承認偽滿洲國、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出賣中國的領土的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 汪精衛,在他叛國“艷電”中,曾美化日本的侵略,說自己的投降、賣國是為了“和平”和“主權”,把日本侵略說成“日本沒有領土要求”。其實,他是為了自己的勢力不被邊緣化,忍受不了在國民黨中失去兵權的現實。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名字,留不下芳名,也要留下罵名。當年汪精衛過高估計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以為落個漢奸的罵名,能換來榮華富貴。沒想到沒幾年他的主子就倒台了。 陳寅恪: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1944年12月17日吳宓到成都存仁醫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療的陳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衛詩,命宓錄之,以示公權”。“ 公權”系指史家蕭公權,陳寅恪和吳宓的詩友。《吳宓日記》在記錄此詩時,在詩行間有注,“阜昌”後註:“劉豫為齊帝年號。”“集選中州未肯遺”後註:“元遺山選《中州集》,列入齊曹王劉豫詩。按豫曾為進士。”有了吳宓日記的出版,我們才能明白知道,陳寅恪先生的“阜昌”詩是挽汪精衛的。從“阜昌”詩中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把汪精衛和南宋偽齊政權的傀儡皇帝劉豫是相提並論的。作為一個精神和情感世界豐富而又深邃的詩人,陳寅恪先生對汪精衛的態度又不是簡單的譴責,這裡面還有惋惜之情,憐才之意。汪精衛的哥哥汪兆鏞罵了汪精衛一輩子,被當時重慶的一些國民黨大員十分讚頌。在這一點上,倒是陳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緒更具史家情懷。 毛澤東: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並發表題為《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的演說。這篇演說在建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改題為《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汪精衛集團於1939年12月30日於日本秘密簽訂了旨在出賣民族利益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1940年1月,這件事被揭露後,中共中央於1月28日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的黨內指示,指示各地應普遍舉行民眾大會,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於是,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於2月1日召開。 大會還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為大會起草的聲討汪精衛的通電,通電提出全國討汪、加緊團結、厲行憲政、制止磨擦、保護青年、援助前線、取締特務機關、取締貪官污吏、實行《總理遺囑》、實行三民主義等10項要求。建國後,這篇通電以《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汪精衛圖冊參考資料】 出於評價者之不同立場,對汪精衛這一複雜人物的歷史爭議,將在長時間內持續下去。歷史以否定之否定式的曲折運動緩慢展現其真實,汪從千夫所指的單一形象,出現出多元、兩分之模糊空間。汪人生後期所作所為,或有出於“保存實力、曲線救國”之苦衷,但其變節投敵充當傀儡之事實,卻是任何民族史上所不齒不容之罪,一切正如汪本人對此之預料。

    之一(據說汪於1941年舊曆除夕在自家門口貼對聯“立民族民權民生之宏願,開為黨為國為民之大業”,結果被改成):

    立泯族泯權泯生之宏願,

    開偽黨偽國偽民之大業。

    之二(據說偽國民政府成立時,有人在送來的賀聯中混雜了一幅諷刺聯):

    昔具蓋世之德;

    今有罕見之才。

  4. 汪精衛國民政府 [註 1] (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稱 汪精衛政權 、 南京國民政府 ,其使用的正式名稱為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是 中華民國 在 抗日戰爭 時期一個與 大日本帝国 保持合作關係的政權,被普遍認爲是日本帝國在中國扶植的一個 傀儡政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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