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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後世詩歌創作的典範和詩歌革新的旗幟。 漢魏樂府還在詩歌形式的創造和發展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保存在《詩經》中的周代民歌，開創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
- 漢代是中國文人詩衰落而民歌獨放異彩的時代。 「樂府之豐富了漢代詩歌，簡直是使荒漠變成了花園」。 （余冠英《樂府詩選序》）以樂府詩為主體的「建安風骨」，成為後世詩歌創作的典範和詩歌革新的旗幟。 漢魏樂府還在詩歌形式的創造和發展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保存在《詩經》中的周代民歌，開創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它的主要特點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意思是歌唱人民的生活和勞動，表現人民的思想感情。 漢樂府的主體是民歌，它的主要特點是「感於哀樂，緣（因為）事而發。
chiculture.org.hk/en/node/1361漢魏樂府如何成為後世詩歌典範？ |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 - The Splendid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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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樂府民歌對後代詩歌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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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杜甫如何受到樂府民歌的影響?
漢樂府民歌繼承並發展了周代民歌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它更廣泛、更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對後代詩歌也有其更具體、更直接的巨大影響。許多作品都起著示範性的作用。
- 概觀
- 基本介紹
- 樂府介紹
- 內容介紹
- 藝術特色
- 背景
- 取材
- 寫作手法
- 題材
- 影響
樂府初設於秦，是當時“少府”下轄的一個專門管理樂舞演唱教習的機構。漢初，樂府並沒有保留下來。到了漢武帝劉徹時，在定郊祭禮樂時重建樂府，它的職責是採集民間歌謠或文人的詩來配樂，以備朝廷祭祀或宴會時演奏之用。它蒐集整理的詩歌，後世就叫“樂府詩”，或簡稱“樂府”。它是繼《詩經》《楚辭》而起的一種新詩體。後來有不入樂的也被稱為樂府或擬樂府。
樂府是自秦代以來設立的配置樂曲、訓練樂工和採集民歌的專門官署，漢樂府指由漢時樂府機關所採制的詩歌。這些詩，原本在民間流傳，經由樂府保存下來，漢人叫做“歌詩”，魏晉時始稱“樂府”或“漢樂府”。後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詩，亦稱“樂府詩”。
“樂府”是漢武帝時設立的一個官署。它的職責是採集民間歌謠或文人的詩來配樂，以備朝廷祭祀或宴會時演奏之用。它蒐集整理的詩歌，後世就叫“樂府詩”，或簡稱“樂府”。它是繼《詩經》《楚辭》而起的一種新詩體。
漢樂府是繼《詩經》之後，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匯集，不同於《詩經》的是，它開創了詩歌現實主義的新風。漢樂府民歌中女性題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語言構造貼近生活的作品，由雜言漸趨向五言，採用敘事寫法，刻畫人物細緻入微，創造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情節較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內涵著重描繪典型細節，開拓敘事詩發展成熟的新階段，是中國詩史五言詩體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漢樂府在文學史上有極高的地位，其與詩經、楚辭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都是漢樂府民歌，後者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詩》合稱“樂府雙璧”。漢代《孔雀東南飛》、北朝《木蘭詩》和唐代韋莊《秦婦吟》並稱“樂府三絕”。此外，《長歌行》中的“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是千古流傳的名句。
西漢樂府的擴充和發展是在武帝時期，《漢書·禮樂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樂府的職能在武 帝時進一步強化，它除了組織文人創作朝廷所用的歌詩外，還廣泛蒐集各地歌謠。許多民間歌謠在樂府演唱，得以流傳下來。文人所創作的樂府歌詩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樣僅限於享宴所用，還在祭天時演唱，樂府詩的地位明顯提高。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武帝時，樂府令下設三丞。又據《漢書·禮樂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樂府人員多達八百餘人，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音樂機構。武帝到成帝期間的一百多年，是樂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詔罷樂府官，大量裁減樂府人員，所留部分劃歸太樂令統轄，從此以後，漢代再沒有樂府建制。
東漢管理音樂的機關也分屬兩個系統，一個是太予樂署，行政長官是太予令，相當於西漢的太樂令，隸屬於太常卿。一個是黃門鼓吹署，由承華令掌管， 隸屬於少府。黃門鼓吹之名西漢就已有之，它和樂府的關係非常密切。至東漢， 由承華令掌管的黃門鼓吹署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詩，實際上發揮著西漢樂府的作用，東漢的樂府詩歌主要是由黃門鼓吹署蒐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漢書·藝文志》在敘述西漢樂府歌詩時寫道：“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 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兩漢樂府詩都是創 作主體有感而發，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激發樂府詩作者創作熱情和靈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件，樂府詩所表現的也多是人們普遍關心的敏感問題，道出了那個時代的苦與樂、愛與恨，以及對於生與死的人生態度。
兩漢樂府詩的作者來自不同階層，詩人的筆觸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因此，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懸殊、苦樂不均在詩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辭中的《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表現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呻吟呼號。有的家裡“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逼得男主 人公不得不拔劍而起，走上反抗道路。（《東門行》）有的是婦病連年累歲，垂危之際把孩子託付給丈夫；病婦死後，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討，遺孤在家裡呼喊著母親痛哭。（《婦病行》）還有的寫孤兒受到兄嫂虐待，嘗盡人間辛酸。（《孤兒行》）這些作品用白描的筆法揭示平民百姓經濟上的貧窮，勞作的艱難，並且還通過人物的對話、行動、內心獨白，表現他們心靈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東門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終抉擇之後，不得不割捨夫妻之愛、兒女之情， 夫婦二人的對話是生離死別的場面。《婦病行》中的病婦臨終遺囑傷心刺骨，而丈夫無力贍養遺孤的愧疚、悲哀，也滲透於字裡行間。至於《孤兒行》中的孤兒，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紀便對命運已經完全喪 失信心。兩漢樂府詩在表現平民百姓疾苦時，兼顧到表現對象物質生活的饑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嚴重創傷。尤其可貴的是，詩的作者對於這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貧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惻隱之心申訴下層貧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錄在相和歌辭中的《雞鳴》、《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三詩， 與《東門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別，它們展示的是與苦難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把人帶進另一個天地。這三首詩基本內容相同，都是以富貴之家為表現對象；三首詩的字句也多有重複，最初當是出自同一母體。《相逢行》的作者猶如一位導遊人員，兩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見到的是黃金為門，白玉為堂，堂上置灑， 作使名倡，中庭桂樹，華鐙煌煌。第二次見到的是鴛鴛成行，鶴鳴噰噰，兩婦織綿，小婦調瑟。這首詩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時，還點出了他的尊貴身份：“ 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這是一個既富且貴的家庭，而且寶貴程度非同尋常。 黃金為門，白玉為堂，是富埒王侯的標誌，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 宮的禁衛官或天子左右侍從，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員所能相比。《雞鳴》和《長安有狹斜行》把表現對象的顯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 或云：“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詩中的富貴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幾人同時宦達； 所任官職也不限於俸祿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達二千石的高官顯宦。《相逢行》 和《長安有狹斜行》二詩，作者是用欣賞的筆調渲染富貴之家，《雞鳴》一詩則警告豪門盪子不要胡作非為，以免觸犯刑律，帶有勸諫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詩對富貴之家氣象的展現，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具有示範性，後來許多同類作品都是以此作為藍本。黃金為門，白玉為堂，到《紅樓夢》中演變成賈府的“白玉為堂金作馬”。至於三婦織綿鼓瑟的段落，則被單獨劃分出去，名為“三婦艷”，在古代樂府詩中頻繁重複出現，成為富貴之家的象徵，積澱成一種具有特定含義 的符號。
表現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貴之家奢華的樂府詩同被收錄在相和歌辭中，這就形成對比鮮明、反差極大的兩幅畫面。一邊是饑寒交迫，在死亡線上掙扎；一邊是奢侈豪華，不知人間還有憂愁事。一邊是連自己的妻兒都無法養活，一邊是妻妾成群，錦衣玉食，而且還豢養大群水鳥。這兩組樂府詩最初編排在一起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們的客觀效果是引導讀者遍歷天堂地獄，領略到人間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兩極世界。
漢代樂府詩還對男女兩性之間的愛與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愛情婚姻題材作品在兩漢樂府詩中占有較大比重，這些詩篇多是來自民間，或是出自下層文人之手，因此，在表達婚戀方面的愛與恨時，都顯得大膽潑辣、毫不掩飾。鼓吹曲辭收錄的《上邪》系鐃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詞：“上邪！我欲與君相 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這首詩用語奇警，別開生面。先是指天為誓，表示要與自己的意中人結為終身伴侶。接著便連舉五種千載不遇、極其反常的自然現象，用以表白自己對愛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種自然現象在正常情況下都是不會出現的，至於五種同時出現， 則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極大地增強了抒情的力度，內心的情感如火山爆發、如江河奔騰，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遏止。兩漢樂府詩中的女子對於自己的意中人愛得真摯、熱烈，可是，一旦發現對方移情別戀，中途變心，就會變愛為恨，果斷地與他分手，而絕不猶豫徘徊。另一篇鐃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這種由愛到恨的變化及其表現。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遠在大海南，她準備了珍貴的“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想要送給對方。聽到對方有二心，她就毅然決然地毀掉這份禮物，“拉雜摧燒之”，並且“當風揚其灰”，果斷地表示：“從今以往，勿復相思。”她愛得熱烈，恨得痛切，她的選擇是痛苦的，同時又斬釘截鐵，義無反顧。
《孔雀東南飛》所寫的是另一種類型的愛與恨。詩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劉蘭芝是一對恩愛夫妻，他們之間只有愛，沒有恨。他們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 焦母不喜歡蘭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劉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強迫成婚。劉蘭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後進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們之間的愛愈加熾熱，最後雙雙自殺，用以反抗包辦婚姻，同時也表白他們生死不渝的愛戀之情。《孔雀東南飛》的作者在敘述這一婚姻悲劇時，愛男女主人公之所愛，恨他們之所恨，傾向是非常鮮明的。
漢樂府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內容所決定的。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敘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谷風》等。但還是通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個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別是我們將在下一節敘述的《孔雀東南飛》。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因此，在我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誌著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它的高度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
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性格。有的採用對話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羅敷和使君的對話，《東門行》中那個妻子和丈夫的對話，都能表現出人物機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蕪》和《艷歌行》的對話也很成功。如果和《詩經》的《國風》比較，就更容易看出漢樂府民歌這一新的特色。對話外，也有採用獨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稱讓人物直接向讀者傾訴，如《孤兒行》、《白頭吟》、《上邪》等。漢樂府民歌並能注意人物行動和細節的刻劃。如《艷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寫那個“夫婿”的猜疑；《婦病行》用“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寫那個將死的病婦的母愛；《陌上桑》用“捋髭鬚”、“著綃頭”來寫老年和少年見羅敷時的不同神態；《孤兒行》則更是用一連串的生立即將回歸帶和糾風辦瓜車翻覆”等來突出孤兒所受的痛苦。由於有聲有色，人物形象生動，因而能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語言的樸素自然而帶感情。漢樂府民歌的語言一般都是口語化的，同時還飽含著感情，飽含著人民的愛憎，即使是敘事詩，也是敘事與抒情相結合，因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故應麟說：“漢樂府歌謠，採摭閭淨，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詩藪》卷一)正說明了這一語言的特色。漢樂府民歌一方面由於所敘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詩的作者往往就是詩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於作者和他所描寫的人物有著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生活體驗，所以敘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淺而能深”。《孤兒行》是很好的範例：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如錯，足下無菲。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累累。冬無復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宋長白《柳亭詩話》說：“病婦、孤兒行二首，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摹，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也。”這話很實在，並沒有冤枉“後賢”，但他還未能指出這是一個生活體驗的問題。《孤兒行》對孤兒的痛苦沒有作空洞的叫喊，而著重於具體描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形式的自由和多樣，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雜言種種，其中最常用的是新興的雜言和五言詩。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長短隨意，整散不拘，由於兩漢時代緊接先秦，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還沿用著《詩經》古老的四言體，如《公無渡河》、《善哉行》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以新的體裁出現的。從那時來說，它們都可以稱為新體詩。這新體主要有兩種：一是雜言體。雜言，《詩經》中雖已經有了，如《式微》等篇，但為數既少，變化也不大，到漢樂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篇之中，句式、字數不一，有整有散，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靈活多變，如《孤兒行》“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鐃歌十八曲》全部都是雜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體，形式十分整齊。這是漢樂府民歌的新創。在此以前，還沒有完整的五言詩，而漢樂府卻創造了像《孔雀東南飛》《陌上桑》《上邪》《十五從軍行》等完美的長篇五言。從現存《薤露》、《蒿里》兩篇來看，漢樂府民歌中當有完整的七言體，可我們已看不到了。豐富多樣的形式，毫無疑問，是有助於複雜的思想內容的表達的。
漢代從武帝開始，就頻繁地發動戰爭，大量地徵調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毀壞。《戰城南》的筆觸不僅涉及到戰場上悽慘荒涼，還延伸到廣闊的社會空間，寫出戰爭造成的社會秩序的破壞、農業生產的荒廢。《十五從軍征》，以“十五從軍征”與“八十始得歸”寫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兩個數字之間巨大的距離令人心驚，它帶來的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慘象。
熱鬧的場所（酒店、京都），突發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對象。
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講述了具有完整情節的故事。如《婦病行》《孤兒行》、《孔雀東南飛》等等。有時情節還曲折多變。《孔雀東南飛》扣住蘭芝夫婦的堅貞愛情與封建專制的矛盾，展開了豐富而曲折的情節。蘭芝不堪刁難，自請遣歸，掀起波瀾；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態度蠻橫，矛盾反而更加尖銳。焦劉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緩。而蘭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節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漢代樂府詩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寫人的手法十分嫻熟。或通過人物言行表現人物性格，或利用環境、景物襯托人物形象。《婦病行》《孤兒行》的細節、《陌上桑》中的對話、《孔雀東南飛》中人物的行為以及環境氣氛，都有效地刻畫了人物。
兩漢樂府詩注意剪裁，詳於敘事而略於抒情，注重鋪陳場面，詳寫中間過程而略寫首尾始末。使作品一方面 兩漢樂府詩對中國古代詩歌樣式的嬗革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現了由四言詩向雜言詩和五言詩的過渡。
《詩經》的四言體式，長於抒情而不宜於敘事描寫。尤其是先秦之後，漢語雙音詞增多，但動詞仍多為單音形式，四言詩的“二二”式節拍很難使雙音詞與單音詞進行很好的搭配。詩體革新勢在必行。《楚辭》的雜言體對四言詩體是一大解放。漢代樂府詩一開始也多用雜言形式，使敘事描寫變得方便起來。雜言詩中已有五言句式。東漢時，五言詩在民間創作中增多，進而影響到文人創作體式。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重要體式此時逐漸成熟。
中國詩歌一開始，抒情詩就占壓倒優勢。《詩經》中僅有幾首敘事詩（如《七月》、《東山》《氓》），大多是抒情詩，且多用重章疊唱的形式。楚辭也以抒情為主。到了漢樂府民歌的出現，雖不足以改變抒情詩占主流的局面，但畢竟有了相當多的成熟的敘事詩。現存的漢樂府詩，約有三分之一為敘事性作品。這些敘事詩，大多採用第三人稱，表現人物事件比較靈活。短篇則往往截取生活的一個典型片段來表現，使矛盾集中在一個焦點上，既避免過多的交代和鋪陳，又能表現廣闊的社會背景。如《東門行》，只寫了丈夫拔劍欲行，妻子苦苦相勸的場面，但詩歌背後的內容卻是很豐富的。又如《十五從軍征》，一面是六十五年的從軍生涯，苦苦思鄉；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災人禍，親人一一凋零。這一切都不說，只說老人白頭歸來，面對荒涼的庭院房舍和一座座墳墓，人生的苦難，社會的黑...
我國詩歌創作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歷來有詩國的美譽。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詩經》的結集。戰國期間儘管中原爭戰，文士熱衷於縱橫之術或理論思辨，詩歌呈寥落之狀，但南方楚國卻出現了光照千秋的偉大詩人屈原，從此在詩歌發展史上掀開了詩人創作的嶄新的一頁，又足以使這一時期詩壇熠熠生輝。但是經秦到漢的四百年間，由於在文學上是辭賦的時代，詩歌創作很不景氣，直至東漢後期之前，幾乎沒有值得稱道的詩人詩作，寂寞的詩壇大抵呈一片荒蕪。然而恰在此時，從漢武帝 采詩夜誦 到東漢一代 舉謠言 ，遂使大量優秀的民間詩歌以樂府的形式得以保存，於是不僅適時填補了漢代詩壇的相對空白，而且 簡直是使荒漠變成了花園 （余冠英《樂府詩選·前言》）。從這種意義上講，正是漢樂府民歌使中國詩歌從《詩經》開始的現實主義精神，發展成為延續未斷的更加豐富、更加具有創作活力的傳統，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漢樂府民歌對後世詩歌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當然首先表現在 感於哀樂，緣事而發 的現實主義傳統繼承上。正是在漢樂府民歌的滋養下，直面人生的漢代詩人創作才逐漸活躍起來，從開始時的模擬到創新，為建安詩壇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而詩家所推崇的 建安風骨 、 魏晉風力 ，又是初唐陳子昂詩歌革新運動的一面旗幟。到盛唐，偉大詩人杜甫 即事名篇 所作的 三吏 、 三別 等不朽詩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標舉的 新樂府 運動，到晚唐，皮日休 正樂府 ，整個唐代，漢樂府民歌的優良傳統都在現實主義詩歌創作中起指導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詩人黃遵憲在舊民主主義的革命時代，仍自覺地取 樂府之神理.至於漢樂府民歌所開創的五言詩體，一直作為中國古典詩體的主流，以及漢樂府民歌在敘事技巧、語言藝術等方面對後世起到的顯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贅言了。
由此可見，漢魏樂府對後世詩歌的影響愈來愈顯著，成為後世詩歌的楷模，而「緣（因為）事而發」的創作精神，則一脈相承。
由此可見，漢魏樂府對後世詩歌的影響愈來愈顯著，成為後世詩歌的楷模，而「緣（因為）事而發」的創作精神，則一脈相承。 即事名篇. 根據詩中所寫的事情，來給詩篇取名。 漢魏樂府中有不少敍事詩，都用對話或獨白來鋪排情節，塑造人物。 此外，還有細節描寫、心理刻畫和景物烘托等手法，使敍事詩富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這些藝術手法，在後世的敍事詩中多有繼承與發展。 後世許多著名詩人，都自覺地向漢魏樂府學習，如西晉 陸機 、南朝宋代 謝靈運 都源出曹植，西晉 潘岳、劉琨 都源出王粲。 後世不少名篇，都可以在漢魏樂府中找到源頭，如李白《戰城南》可溯源於漢樂府《戰城南》；杜甫《無家別》可溯源於漢樂府《十五從軍征》等等，不勝枚舉。 陸機.
漢樂府民歌，在我國詩歌史上，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出現的第三個重要發展階段。 它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真實地反映了漢代廣闊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漢人稱樂府機關所演奏的詩為歌詩，魏晉六朝時開始稱詩歌為樂府或樂府詩，於是樂府便由機關的名稱變為詩體的名稱。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將自漢至唐的樂府詩分為12類： •一、郊廟歌詞. •二、燕射歌詞. •三、鼓吹曲詞. •四、橫吹曲詞. •五、相和歌詞. •六、清商曲詞. •七、舞曲歌詞. •八、琴曲歌詞. •九、九曲歌詞. •十、近代曲詞. •十一、雜歌謠詞. •十二、新樂府詞。 註：漢貴族樂章載在郊廟歌詞一類，全部是文人所作；漢樂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詞、鼓吹曲詞和雜曲歌詞3類中，相和歌中尤多。
2019年3月21日 · 一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面向現實的精神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後代作家如曹氏父子、鮑照、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和擬樂府詩，把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推向一個更新的高度。 二是對五言詩發展的影響，除了雜言之外，漢樂府民歌中出現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詩。 五言詩雖比四言詩僅僅多一個字，但它卻便於把單音詞和雙音詞組合起來，寓變化於整齊之中，又適應了當時社會語言和發展（當時雙音節詞語已經逐步地增加起來，而動詞又多保持著單音的形式，因此雙音詞和單音詞的搭配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五言詩就是適應了當時社會語言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形式）。 五言詩可以擴大詩歌的容量。 五言詩的產生和興起是由樂府民歌開其先河的，然後才擴大到整個文壇。
漢代樂府詩,漢代樂府詩的類別,漢樂府詩的語言及形式的特點與藝術特色,漢代樂府對後世的影響, 定義. 漢代 樂府詩定義 :兩漢所謂樂府指音樂機關。它除了將文人歌功頌德的詩製成曲譜並製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間的歌辭入樂。 《漢書 藝文志》記:“自孝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 亦可以觀風俗, 知薄厚雲”。漢武帝采詩, 除為考察民隱外, 亦在豐富樂府的樂章, 以供娛樂。 魏晉六朝時, 樂府乃由機關的名稱變為一種帶有音樂性的詩體的名稱。 繼《詩經》《 楚辭 》之後，在漢魏六朝文學史上出現一種能夠配樂歌唱的新詩體，叫做“樂府”，它曾大放異彩，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唐代指批判現實的諷刺詩。 宋元以後也稱詞，曲為樂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