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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0日 · 要了解徐榛蔚與傅崐萁的政商結盟，必須從徐的家庭背景說起。徐榛蔚出身桃園望族，父親徐振興曾任第二屆國代，曾任桃園縣工業會理事長、長期擔任桃園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徐振興不但在工商界有深厚人脈，擔任國代期間更數次在監察院公布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中榮獲「地王」、「首富」。
2024年2月8日 · 王秋雯一進店，很自然地用泰文跟Jeh Rak聊天，接著帶我們到對面的泰國超市，認識泰國菜常用的香茅、打拋葉、蝦醬、魚露，以及涼拌海鮮、冬粉的精華「蒜頭水」。甘瑪芳不曾教女兒泰語，王秋雯的泰語，是她為了和泰國家人溝通，從21歲開始看泰劇自學
2022年6月24日 · 肚臍眼是胎兒出生留下的痕跡，若將這個比喻放在女性身上，很難不讓人想到女性與生殖及母職的關係。 從私我出發看似細瑣的女性個人紀錄片，實則透露主觀認知如何鑲嵌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並建立私領域的自主與女性集體歷史發展的交集。 江映青2010年紀錄片《血日記》。 （劇照提供／TIDF） 1990年代以降女性創作的台灣紀錄片常見自傳形式，創作者透過主觀視角再現或重演個人經驗，摸索出父權價值如何從有形的身體到無形的身分框架及定義女性。 《血日記》（江映青，2010） 拆解了被認為最能代表女性身體物質性的月經，其話語建構的文化腳本； 《是你嗎》（陳婉真，2010） 則探討他人眼光的「凝視機制」如何影響自我認同，並置疑以「內在美」做為抵抗論述顯得過於天真的無效性。
- 發炎的記憶
- 創傷的繼承者
- 等待療癒的社會
同樣受創傷記憶折磨的，還有受難者的親人，因為，目睹死亡，有時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前輩作家楊逵的孫女、東華大學教授楊翠談起母親董芳蘭，總說她有一雙敏銳的眼睛，能看到一般人看不見的。最早發現，是當母親一個人在廚房洗碗時，她會看到窗戶外有人試圖想闖進家裡，然後她會用力揮著手，喊著：「走開！走開！」 發生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在客廳、房間、陽台都能聽見媽媽在跟另一個人對話。 楊翠開始帶母親就醫，當場就被榮總醫師要求住院治療。 幾天後，楊翠到醫院探視母親。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發出嗡嗡聲，病房裡依序放置4張病床，靠門口的一直在笑，隔壁床的一直對空氣說話，還有個一直來回走，她看到媽媽坐在病床上，不停地前後搖動。過一陣子，一名護士走進來分發藥物，包括抗憂鬱藥和鎮定劑，吃藥、喝水、吞下，吃藥、喝水、吞下，護士全程監視...
彭仁郁也發現心理創傷被悄悄地繼承了。「每個人都告訴他們不是你父親的錯，他被國家壓迫了，你要體諒他，那在這樣的體諒下，我在哪裡？我的情緒往哪裡去？為什麼父親的瘋狂要我來承擔？」彭仁郁遇過一位受難者的小孩，從小在黑暗中長大，她的父親用報紙或黑紙將窗戶全部遮擋，家裡不見一絲光亮，因為只要有點光線，他就害怕會被看見。 歷史給出線索。生活在實施戒嚴法下的台灣，曾經有項規定：沒收匪諜的家產，可以提撥30％作為檢舉獎金，加上綿密的祕密警察網絡，滲透常民生活的各個角落。他們從苦難中學到唯一的教訓：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但她／他們無法理解父親，因為父親的過去，是家族裡最深的祕密。痛苦無時無刻不在拉扯彼此，父親無法說出自己在監獄看到的一切。原來，真相如同一條橡皮筋，能屈能伸，能夠被政權隨意拉扯成他們想要的樣子。即...
簡單的問題從來沒有簡單的答案，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前年考察德國轉型正義後，她給出自己的答案：我們可能忽略了反省整個加害體制。 花亦芬成長於1960年代，一個沉默的時代，台灣的父母囑咐「小孩子有耳無嘴」、「不要參與政治」，普遍性的社會恐懼，伴隨興奮的資本追逐，讓所有人都學著自保，旁觀他人的悲傷。 「不把自己的感受當真，也不會把別人的感受當真，整個社會變得很冷漠。」花亦芬在說戰後的德國，也像在講今日的台灣。 西德轉型正義始於審判納粹戰犯，很快地他們將熱情轉移至經濟復甦，不及10年，西德從戰敗國再次取得「經濟奇蹟」的成就，付出的代價，就是德國人藏起悲傷，假裝痛苦不復存在。直到1965年，心理分析師米雪莉西（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婦出版《無力哀悼》，...
2021年11月18日 · 31歲的阮鳳儀與和她身後一群90後 製作團隊，多為第一次創作劇情長片，稚嫰卻不生澀，在大銀幕上復刻千禧世代的成長經驗。 那時，網咖放著周杰倫的〈安靜〉，書店飄著蔡依林〈說愛你〉的旋律，偶像團體5566迷倒萬千少女；芳儀、芳安（林品彤飾）兩姊妹租的日本漫畫《玩偶遊戲》男主角羽山秋人，成為許多人的虛擬初戀。 用MSN Messenger和同學聊天、註冊「無名小站」寫部落格，社交進入網路時代，一切生猛新鮮。 距離拉開視角：那些「芳儀」長大後才看見的事. 「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最個人的最有創意）」《寄生上流》的韓國導演 奉俊昊 ，在奧斯卡領獎時留下這句向名導 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 致意的感言。
2017年5月13日 ·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楊子霈／台灣女人為什麼不敢生小孩？ 我的雙胞胎女兒4歲了，在養育她們的過程中，我幸運排到公共托嬰中心，得到有力的托育支持，使我順利度過雙胞胎帶養的黑暗期。 但我也從中看到許多台灣的托育問題，特別是育有3歲以下幼童的母親困境。 據 主計總處統計 ，2016年育有3歲以下孩童的婦女勞參率只有61.7％，相較之下，尚無子女者為70.8％。 而對照10年來的統計，「育有3歲以下孩童」的婦女勞參率皆遠低於「尚無子女者」，可見在在台灣想做「母親」，就很難兼顧得到工作，讓女人很難下定決心。 平價優質的托育支持不足，是台灣3歲以下孩童送托比極低的原因，9成多仍有自己或親屬照顧（註），來承擔家務及育兒雙重的不可承受之重。 究竟台灣女人生下小孩後將面臨什麼樣的托育困境呢?
陳奶奶的女兒則堅持，靠呼吸器維生違反了母親的意願，且母親腦部大片出血，已經過了2、3個月，清醒機會渺茫，為何不能算末期？ 數個月的奔波、煎熬，卻沒辦法依母親的願望做選擇，女兒大哭：「插管容易、拔管難，為什麼我跑了大半個台北，還是沒辦法幫媽媽善終？ 後來女兒打聽到外縣市的一位醫師，這位醫師在看過病歷摘要、腦部電腦斷層等資料後，判定陳奶奶是末期，願意幫她拔管。 於是陳奶奶再度轉院，救護車的費用超過1萬元，終於在第三家醫院拔管。 什麼情況下可以拔管？ 《病主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保障》的又有什麼不同？ 病人經急救插上氣管內管維持呼吸，若撤除氣管內管，形同可能直接導致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