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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最有意義的地方是，點出蔣介石、蔣經國到李登輝及蔡英文的某些政治主張其實是一脈相承 那就是「中華民國主權獨立」。至於書名「意外的國父」，封面放上蔣介石、蔣經國和李登輝照片，大概也是這樣意思。
- 嚴格要求完美受害者的迷思
- 何以被害者常常無法逃脫
- 反覆被施暴與創傷，可能導致嚴重的認知缺陷
- 來自加害者的施壓和威脅
我們一方面帶著遺憾的心情，一方面也好奇，為什麼被害者無法選擇合理的應對方式？如果被害者無法提出可接受的「辯解」消除大家的好奇心，我們就會把被害者和犯人看成是同一夥人，或是給予被害人「不聰明、不明智」的評價，默默認為是被害者促發了犯罪行為，並在被害者身上印上烙印。 為什麼我們會以這麼不合理又嚴苛的方式看待被害者呢？這樣的行動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當然，在互相挑釁爭執之後發生的暴力行為與殺人情況也不在少數，但是即使是這樣的情況，最後決定訴諸暴力和殺人的，還是加害者，而非被害者。犯罪是因為犯人決定以特定人物為目標進行犯罪而發生的，例如：暴力行為是因為「犯人產生想打人的念頭，並且判斷可以毆打對方，因此決定打人」而發生的。亦即當打人時，加害人認為即使被報復或受到法律處罰是值得的。唯有加害人發現這會讓自己...
幾年前發生了公司高層主管對著下屬職員的臉吐口水、丟東西、肆意辱罵等仗勢欺人的惡劣暴力行為，轟動了世界。事件中的加害者主張，犯罪原因是因為婆家管得太嚴格，導致她的衝動控制障礙，因此請求法院從輕發落。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唯獨在惡言相向與暴力行為受到處罰可能性明顯較低，也就是判斷對方是「可以辱罵與毆打的對象」時，該事件加害者的衝動才會無法控制。 那麼，即使被害者充分具有身體、精神方面的能力，為什麼無法擺脫犯人的手掌心，反而不斷遭受犯罪的傷害呢？為了要了解這件事，我們首先要認同一點，那就是人類不僅具有以合理、正確的方式思考的傾向，也同時具有「以不合理且不正確的方式思考」的傾向。合理的理性情緒行為治療法（rational emotional behavioral therapy, REBT）創立者阿爾...
過去5年來，滿14歲以上人口的暴力犯罪被害率為0.37%到0.57%左右，至少與我們擔心的程度相比並不算太高，但成為犯罪被害者的瞬間，被害者的大腦就會將情況理解為「被害的機率為百分之百」，從此在「犯罪隨時都會再度發生」的恐懼之中瑟瑟顫抖。為了應對這種恐懼感，於是進入了長期的警覺狀態，即使事件已經結束了，邊緣系統激活狀態卻難以平息，就算暫時平息下來，只要一有細微的刺激，也會迅速再度活化，啟動生存模式。 這樣會耗盡受害者所有的精神能量，再沒有力氣對現實的要求作出反應。此時的受害者很難集中與維持注意力，所以會出現大大小小的失誤，包括健忘、失神、發呆等解離的症狀。不僅如此，只要暴露在與事件類似的情境之中，心理創傷的記憶就會再度活躍，彷彿回到事件當下，表現出強烈的情緒反應。值得慶幸的是，如果沒有特別的...
不僅如此，即使不是性侵暴力案件，也絕不代表被害者總是能得到應有的尊重，也不代表被害者的說法不會遭到質疑。有位被害者遭到某個突然出現的陌生醉漢強行拖走，被害者反抗之下被醉漢重擊一巴掌倒地，造成牙齒受損。但在裁判過程中，被害者卻被形容成「為了向犯人勒索金錢，被打巴掌後，假裝作秀摔倒在地，結果腳不小心沒踩好，導致牙齒受損」這樣的壞人。犯人坦承自己的確打了被害者巴掌，但主張被害者跌倒的直接原因並非是打巴掌。最終，法院認為此案不構成傷害罪──儘管在遠處的監視錄影有拍到犯人手伸向被害者以及被害者倒下的畫面。 在其他案件中，加害者還曾提出各種反駁，包含互毆、公然侮辱、名譽毀損等情況，反過來控訴受害者。不管這些反駁是不是事實，重點在於，他們知道這是給被害者最有效的威脅，讓被害者在身為被害者的同時，還要在為期...
2020年2月28日 · 1979年12月13日清晨發動的逮捕行動，並不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第一次逮捕主張民主的人士。 除了40年間對異議人士從不停止的祕密逮捕之外，社會最為注目的應該是，1960年9月對《自由中國》組黨運動人士的逮捕。 就社會影響而言，該次逮捕行動和美麗島事件遠遠無法比擬。 在規模上，蔣介石的逮捕對象只限於帶頭的雷震以及3位雜誌社的員工。 其他所有的本省籍政治人物和重要作者（如殷海光和夏道平等），都倖免於難。 他的兒子蔣經國這次所發動的逮捕卻是全面性的，幾乎所有的領導人和參與者全部被逮捕。 上一波的民主運動逮捕4人，而且全部是外省人。 這一次的逮捕則包括8位領導人和130多位積極參與者（其中90多人後來被飭回）。
2017年6月16日 · Chinese-English stories. 歷史. 我會稱自己是解嚴世代的孩子，但，解嚴那年，我10歲， 跨越戒嚴和解嚴那條線，卻沒有被「解」的明確感受或印象。 日子還是在讀書考試、背著書包上學中度過。 解嚴對我們這「小小老百姓」來說，並不是那樣一刀劃開的東西，因為「戒嚴」仍幽微地瀰漫在我整個小學的記憶裡。 例如，我時常被找去參加某些類別的演講和作文比賽，像是防範犯罪或保密防諜什麼的。 在這些表現上我並不算傑出，猜測因父親是警官，於是被期待繼承這樣的「正確」或「血統」。 小孩的世界並不存在犯罪，更不理解什麼是機密防的到底又是誰？ 但「萬惡的共匪」跟「匪諜就在你身邊」這樣的字句卻能朗朗上口，而且只是「朗朗上口」。
2017年7月27日 · 有一天，一位營部的士官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我們那連的政治指導員（現稱政戰輔導員）在營部說，我在排裡替士兵「開課」，還說了一些不算友善的話。 我想問詳情，他欲言又止，最後只肯說；「你自己小心一點就對了。 被指控在軍中「開課」 「開課」？ 根本沒有這回事。 在今天，多數人會一笑置之，但在那段戒嚴時代的前線軍中，這種事可不能等閒視之。 那天晚上我拿出紙筆，開始就各種可能圖解研判分析。 首先，有件事確實可能引發這個誤解。 我們這加強排的防區是東犬港灣的西半部海岸，排部所在的碉堡在最西端的懸崖上，其他各班沿岸向東排開。 做工訓練之餘，我們種菜、養雞、採海菜。 不像在本島住在營區那麼一板一眼的制式，一排人反而有一點像一個有好幾房組成的農村大家庭聚落。 我們這排原住民士兵特別多。
2017年9月22日 · 這本書最有意義的地方是，點出蔣介石、蔣經國到李登輝及蔡英文的某些政治主張其實是一脈相承——那就是「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至於書名「意外的國父」，封面放上蔣介石、蔣經國和李登輝照片，大概也是這樣意思。
2020年7月6日 · 外交部的機密檔案顯示戰事爆發後，當時高層曾經在副總統（陳誠）官邸裡舉行數次祕密會議，出席者包括外交部長沈昌煥、張其昀、王雲五、程天放、鄭彥棻，以及熟悉印度情勢的專家如羅家倫、吳俊才等人。 有趣的是：一開始眾人討論方向不是譴責中共，反而是如何反駁印度及國際社會對中印邊界的主張，這當然與國民政府自認為中國正統代表的態度有關。 不過在之後的討論開始出現另一種聲音，也就是如何利用「匪印衝突」爭取印度的支持。 當時策略：不主動談兩國邊界，積極阻饒中共國際曝光度. 11月底（此時中印已經停火），外交部向全球駐外設館發表一封電報，統一對外立場進行宣傳，內容大致有以下幾點： 不發表批評（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的言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