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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 · 2014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後，法國的《費加洛報》：「2,300萬台灣人已贏得自己的世界盃冠軍，但不是在足球場上，而是在球員更衣室」。. 因為有10支參賽隊伍穿上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做的球衣。. 台灣的紡織業曾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重要位置，也歷經幾次國際重挫 ...
2018年12月16日 · 2005年，雲門舞集第一屆「流浪者計畫」成果發表後，有人問計畫發起人林懷民感想如何，他回答：「重點不是 presentation（發表），我們要看10年後，這些人變成什麼。. 2018年，第一屆流浪者謝旺霖繼《轉山》後出版第二本書《走河》，書寫他從恆河出海 ...
政治家族參選觀察：當政三代套上清新形象，彰化地方派系如何進化？. 母親鄭汝芬、爺爺謝言信都曾當過立委，1月謝衣鳳如果當選，台灣將出現第一個三代出立委的政治家族。. 圖為謝衣鳳。. （攝影／吳逸驊）. 母親、爺爺都曾任立委，國民黨立委候選人謝衣 ...
一本攝影集，致2000年後出生的你——帶著相機走進「街頭劇場」，記錄狂飆年代的「台式浪漫」. 【1988.03.20 國會全面改選活動】為抗議當時的萬年國會，民眾裝扮成只會表決時舉手的資深國代與立委，並主張「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 （攝影／謝三泰）. 這集 ...
2021年6月2日 · 六四前夕，我在天安門廣場上40天：一個台灣攝影記者，和他記下的中國學生民主夢. （攝影／謝三泰）. 「錄音帶裡頭，我聽到槍聲、奔跑急促的呼吸聲、不斷有一些嘶吼、抗議、哀嚎的聲音，最後一秒，（我朋友）他好像中槍、受傷，委求別人輾轉寄 ...
- 畢業遇上好年代，卻沒好境遇
- 寓言化的、嚮往體制內的「典型中國人」
- 從東北到湖南的工業迷宮
- 在極致的環境下，才知道何為「人」
從電影學院畢業後的那4年，董越以攝影師身分參與電影製作，但始終沒能遇上滿意的團隊與作品，「我做攝影師的這段經歷非常鬱悶，很不愉快，而且感覺愈來愈不好，因為我很難參與到真正有意思的電影拍攝。當時遇到的電影劇本或拍攝環境，我都相當不滿意，覺得離我想像中電影拍攝的樣子，相差太大。很難碰到真正讓人有想法的故事。」 對創作環境失望，卻讓董越透過電影表達創作想法的念頭愈來愈強烈。他一邊拍廣告與MV求生存，一邊尋找創作靈感。2013年，他在網路上看到一則報導談及甘肅玉門能源產業枯竭、人去樓空，照片裡滿街碎石瓦礫，廢棄的建築裡只剩老人居住，這樣傾頹的景象令董越特別有感受，觸發他想拍一部關於一群人被時代遺忘的故事。 故事的圖像在腦海中慢慢成形，起初抱著試試看的心情，董越趕在截稿前幾小時，將劇本寄給西寧FIRS...
《暴雪將至》以犯罪類型片的外殼，包裹時代嬗變的內核，這是喜愛犯罪電影的董越最初就定好的明確路線：「我那時有個明確的想法就是，不希望做一部純粹的文藝片，我想做類型片。」希區考克（ Alfred Hitchcock）的《迷魂記》（Vertigo，1958）、柯波拉（Francis Coppola）的《對話》（The Conversation，1974），影響了董越對電影的看法：「透過懸疑犯罪的外殼，來講述人的異化與迷失，讓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真實。」 終於有機會拍自己的電影，董越只希望能與眾不同。但當他開始撰寫劇本時，卻發現自己寫下的幾乎是所有犯罪片類型片的影子，「我意識到我不能這樣做下去，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的感受，我不需要為了完成一部電影而選擇一個保險的敘事模式，應該要說出最想說的、呈現出自...
為了深刻描寫那時代壓抑的氛圍與人物心境，董越透過朋友引介，前往中國東北做了一番研究，「東北是中國相當有名的工業老基地，1997年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對東北的影響非常大。」董越請朋友幫忙把符合劇本角色原型的人都盡量找來，包括老工人、老警察、工廠保衛科的人。 「我當時天天請這些人吃飯，聊天、訪談，將訪談內容錄音並整理。那段經歷對我後來的寫作助益很大，不單是瞭解了這些人在那時代的遭遇、命運與心境，甚至我對他們的言談舉止、音容相貌也有切身的感受。」然而調研結束後，考量不少影視作品以中國東北為題材，便在肖乾操的建議下，轉往同為工業基地的湖南衡陽。 「湖南的雨季多發生在冬天，幾乎是終日見不到太陽，我一聽就覺得，哇啊，這實在太適合我這電影了！」濕潤刺骨的寒冬，不單對人的身體，包括內心都能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和《...
董越回憶起那段最艱困的時刻，原先平穩的語氣有些許起伏，「那段時間很困難，確實是我很難得到別人的信任，我不知道這部電影有沒有機會讓人看到，我自己看不到希望，也很有可能會不了了之，無法進入院線，」這或許是新手導演的必經之路，對一位在他人眼中未有豐富經驗的創作者而言，如何與團隊建立默契與信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總算有機會拍自己電影的他，必須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我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這部電影一定要拍完，而且一定要剪完，我自己得首先有耐心，這點我很堅定。」浮浮沉沉這許多年，經歷了結婚、生子，生活因著家庭成型而慢慢穩定下來，電影圈轉了一圈嘗到為人作嫁的不暢快之後，董越更加清楚什麼對他而言是重要的。 電影終究拍完也剪完，順利上映，甚至受到了國際矚目，如今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聽著董越談起這段經過，...
「音樂產業的本質，不是賣CD，而是體現每個時代，滿足每個時代的人對於心靈生活的需求，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人才，第二件事就是讓音樂回到生活裡，」張培仁解釋，當年不是他在北京「做了搖滾樂」，而是大量創作人極欲爆發，由「人們肚子裡有東西在滾、嘴巴張開刀子就飛出來」的時代所塑造。 2006年，張培仁創立簡單生活節，歷年來除了在台北、台中舉辦，2014年起更跨足上海、成都、武漢、廈門等地，成為台灣文創產業中最知名的複合型活動。 2018年台北的簡單生活節兩日即吸引近6萬人，參加者多為年輕族群，也有不少爸媽帶著孩子共襄盛舉，他們在華山草地上野餐、聽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