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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7日 · 原住民「傳統領域」指的是原住民原本的生活領域，包括部落所在地、農耕地、獵場、漁場、聖地等等，也包括海域與河流，但數百年來隨著外來政權的進入，這些土地屢遭侵奪。 今年2月14日，行政院原民會公布了《原住民族土地劃設辦法》。 乍看之下，原住民有了主張土地權利的管道，實際上，其中關於「傳統領域」的劃設規則仍然排除了「私有地」，讓許多原住民無法接受，從2月23日起露宿總統府前表達抗議，至今已超過月餘。 原住民族與漢人的土地觀並不一樣，「傳統領域」的概念不是「所有權」。 今天若有一塊民眾或財團的私有土地被劃入原住民傳統領域，它的所有權不會改變。 凱道上的原住民團體所訴求的僅是，當傳統領域要進行商業性的大規模開發時，例如興建大飯店或開採礦產，需徵求部落的知情同意。
2020年7月28日 · 以經營非洲、歐洲高價旅遊團為強項的佳繽旅行社總經理彭文欽，近期轉向開發台灣南投、坪林茶業旅遊，目標是吸引本地以及歐美潛在客戶。 （攝影／張家瑋） 對彭文欽來說，台灣的茶園是最好的機會。 他先與白俄羅斯、歐洲、非洲等地的旅行社了解他們對台灣的興趣，其中，茶就是亮點。 於是他盤點台灣各地茶園，並多次走訪當地，替合作的農人重新訂製遊程體驗等，還從消費者的角度教導茶園主人如何介紹自己的故事，創造感動。 彭文欽觀察，台灣茶園不少都經營了兩代、三代以上，有自然環境、獨立性，加上台灣喝茶、製茶的文化，不管對內對外都是賣點。 他認為台灣的商家都有潛力，但因為少有經驗，所以溝通成本高。 投入資源之後，除了疫情下希望能以國內旅遊帶來有限的收入，他也寄望未來，外國旅客能夠透過他來體驗台灣茶園文化。
2020年4月15日 · 台灣等待收養的孩子，一年不到3成可以真正找到第二個家。 漫長收養流程，更至少需要1到2年的時間，考驗收養者的耐心和決心。 2018年有多少等待收養的孩子找到家？ 245個孩子被收養（國內收養137人，國外收養108人）。 有594個孩子沒辦法順利找到家。 被收養的孩子多在1歲～未滿3歲。 原生家庭出養孩子前3原因為：經濟狀況不佳、家庭無法提供照顧或教養、未婚生子。 收養者以40～49歲最多。 單身收養者僅5人。 收養孩子3大原因：生育困難、喜歡孩子、願意照顧有需要的孩子。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整理：張靜慧. 收養申請比懷胎生子還長.
- 精神障礙者的社會性陷落
- 從「人權」角度思考精神障礙服務
- 開創精神障礙者居住更多元的想像
- 健保制度給付的變革
- 讓台灣成為精神障礙友善的國家
精神障礙者，在罹患精神疾病之後，就開展了與疾病共生共存的歷程，對於自我的存在開始懷疑恐懼，原先人生的想像天翻地覆地轉變。跌跌撞撞地進入「正統」醫療體系之後，精神疾病診斷這件衣服從此就穿在了身上，有些時候覺得被標籤化、汙名化，有些時候也覺得安心，彷彿終於找到了一種方式，來回應與解釋自己的遭遇。 然而，社會性陷落作為醫療主導的服務模式的副作用，其實並非個別成員所刻意造成。任何正式服務發展之初，都是為了減輕精神疾病所帶來的影響。政府官員有鑑於精神醫療的不足，積極地拓展、開放精神醫療病床的設立；病人家屬基於對精神醫療的信任，認為精神障礙者待在有醫護人員照顧的環境之下，是最好的療癒場所，因此盡全力送病人前去治療，並希望長期留院；而醫療人員在這樣的期待之下，只好建構出一個一條龍式的服務（排除少數唯利是圖...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對於台灣精神障礙者服務而言，是個非常重要的提醒，提醒著服務設計者的思維必須從「醫療」模式轉移到「人權」模式，改變的焦點從個人能力的缺損，調整為具有通用設計思維的社區融合過程。 換言之，過去一個精神障礙者，準備從醫院或是機構返回自家社區居住時，需要經過重重關卡評估、再三確認是否符合正常的標準；甚至有些時候，精神障礙者的能力早就有辦法適應社區的生活了，卻還是會被留置在機構當中。 原因是對於機構來說，同樣都是照顧一個病人，當然會選擇狀況較佳者，因為相對容易照顧。但這樣本位主義地思考，使得有些時候，「障礙者功能較好」像是個懲罰。但回觀CRPD精神，除...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精神障礙者會居住在什麼樣的環境？大多想到的是精神科病房或是相關的封閉安置機構；若是詢問專業人員，可能會多出一些答案，如康復之家、精神護理之家、慢性療養院或是回家等選擇。除了回家之外，上述居住機構或多或少都帶有醫療色彩，也就是居住在這邊並非因為自身權利，而是因為疾病需要接受治療。 但是精神疾病的居住環境只能有這些嗎？精神障礙者在康復之家居住後，是否有妥善的返家計畫？長期居住於慢性療養院的精神障礙者，在高齡之後，是否只能有精神護理之家的選擇？精神障礙者面臨老化議題時，能夠脫下精神疾病的標籤，回歸成為一個人、選擇自立生活嗎？ 整體來說，居住時間過長，顯示機構與社區間缺乏順暢流動的機制；過度集中在醫院安置，除了源於某些病人的需要之外，社區居住費用訂價過高，也增加了精神障礙者離開醫院...
根據衛福部中央健保署2017年的統計，思覺失調症等相關疾病，佔健保總支出第10名，佔1.81％；若將住院單獨拉出來看，排名提升至第7位，佔3.81％。由這些數據可以得知，精神疾病的整體健保支出佔健保支出重要的比例。然而重點不在於花多少錢，而是在於這些錢被如何使用，是否做過妥善分析與評估。 精神疾病的治療大致上來說還是以「論量計酬」（fee for service）的給付方式為主，雖然目前有思覺失調症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希望透過這樣的設計提高回診率、降低再住院率，以預防代替後續問題發生的治療，然而如此以「獎勵」為主的方案，並未根本改變整體的醫療行為。 因為在論量計酬的框架之下，醫院必須要維持住一定的「產值」來維持醫院的營運，然而，當大家都在這樣思考的邏輯之下，所有的醫院都在「提升」治療的數量，整...
精神障礙者在返家之後，所需要的不是一個特別同情、處處退讓的環境，而是一個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可以理解的環境，就像是在荷蘭的「侯格威失智村」（De Hogeweyk）當中，工作人員不是要去治療失智的病情，而是創造一個空間，讓人即使失智了，但也可以享有作為一個人基本的權利。 台灣可以創造另外一種典範，讓精神障礙或其他身心障礙者，在真實生活中可以被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可以看到除了精神疾病之外，那個跟我們一樣的基本人權與需求：自在的用餐、交通、戀愛、工作與生活。 精神障礙的人權復元模式，需要從日常生活開始，學習不要從媒體、而從生活中去認識精神疾病；我們可以找到除了醫療之外，與精神障礙者開放對話的機會；在治療精神障礙者的過程中，不會只看到症狀消除，而是關注到與社會的連結。 友善的環境需要從重新認識精神障...
2017年4月24日 ·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生與死的兩難：安樂死在台灣？ 2018年，台灣將正式踏入「高齡社會」，每7人就有1名65歲以上的長者。 這樣的社會，多數人仍忌諱「談死」，但有一群人，對自己生命最後一哩怎麼走很有想法，有人替自己辦了生前告別式，有人鼓吹安樂死立法；甚至有人飛到瑞士，尋求協助自殺的組織幫忙，結束一生。 去年年底，台灣舉行了第一場以安樂死為題的政策公聽會，這是台灣社會近年來第一次對此議題有公開、正式的討論。 贊成者和反對方各抒己見，在「生命權」和「自主權」之間，辯論著對生與死的不同觀點。 如果生命的終點來臨，你會選擇怎麼告別？ 安樂死合法倡議者傅達仁。 (攝影/余志偉) 生在台灣，是我們無法決定的偶然，那麼，面對必然發生的死亡，在台灣的我們，可以選擇怎麼離開嗎？
2017年12月14日 · 首先，育幼院有著一套規律且重視團體行動的生活作息。 週一到週五上學日，白天我們過著一般學校生活，晚上回家則要一起幫忙打掃生活環境、輪流洗碗、洗衣，以及晚自習，我們不太能夠有課外的娛樂活動，如跟朋友相約看電影、聽演唱會，因為凡是無法配合院內作息的活動規劃，機構皆難以應允。 再者，育幼院的物質資源通常有限，不容易回應每個院童的個別需求，如一位和我同住在育幼院的朋友因為常在數學科目上感到挫敗，向院方爭取補習的機會，但是院方回絕：「院裡有提供課輔，你為何不好好珍惜，若只給你，那其他人怎麼辦？
2019年8月27日 · 從平均壽命看見原漢健康不平等. 根據 原民會2019年7月的統計數據 顯示 ，目前全台灣原住民族人口，總計約56萬人，其中有超過4成比例的人口（約27萬人），居住於都會地區。 當多數人以為，原住民族已然在台灣長久的族群融合過程中，找到屬於自身的安穩定位時，我們卻可以從諸多冰冷的數據統計報告裡，看見自身處境的不安定與邊緣化。 據原民會最新統計報告，2015年台灣原住民族的零歲平均餘命，為71.9歲，低於全國平均的80.2歲。 過去10年來，兩者差距始終維持在8.2至9.4歲之間。 面對此般嚴峻的現況，身為都原第二代的我，不禁深感好奇，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狀況何以致此？ 面對政治經濟歷史發展下所有最難堪的事實，原住民族人的整體健康情形、生存前景，又該如何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