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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博士為何不斷追問歷史與中國政治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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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英文怎麼說?
2021年9月12日 · 余英時教授可說是繼胡適、錢穆之後，最具影響力的當代中國思想史學者，但是說來慚愧，我雖然喜歡歷史，但是卻一直怕讀不懂而不敢碰余教授的著作。. 隨著余教授於今年八月辭世，在傳統蓋棺論定的習慣下，讚揚他的人、以及咒罵他的人紛紛冒出頭來，讀 ...
2021年9月25日 · 編輯嚴選. 「歷史與思想」：余英時教授認為思想可以創造歷史，所以人要對歷史負責（下） 沈溺在經典閱讀中的 John Lin. 2021/09/25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圖片取自Kobo網站，請大家支持他們的電子書. 余英時教授的「歷史與思想」內容豐富，每篇文章都要花一些時間才能領略，所以心得寫出來也是一大堆，居然要分成上中下三篇才能完結！ 只是讀完本書之後，就像跑完馬拉松一樣的暢快，和馬拉松體能上的鍛鍊原理類似，讀余教授的文章是心智上的鍛鍊，讀著讀著就覺得大腦某些部分開始動起來了，讀完之後腦袋還會持續活躍，非常的過癮！ 本文把重點放在幾篇我比較有感的論文，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讓更多人知道這些學者的著作其實並不艱深，只是要多花一點腦力來吸收就是了。
2021年9月18日 · 「歷史與思想」：余英時教授對中國傳統政治的洞察，讓中國崛起論者坐立難安（中） 沈溺在經典閱讀中的 John Lin. 2021/09/18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圖片來自Kobo網站，請大家多支持電子書. 對於中國崛起論者來說，因為把中國崛起視為「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所以常常把中國發展過程中，與西方價值觀背道而馳的部分稱為「中國特色」而視為理所當然，遇到有人以西方觀點來評論中國，就會用強烈的語氣來指責批評者不了解中國、把西方的價值觀硬套在中國，這次批評余英時教授火力最強大的台灣東華大學教授陳復，一邊肯定余教授的學術成就，一邊否定余教授的政治評論，認為他沒有正視中國近年來「回歸中華文化」的大幅調整，「對中共政權帶有偏見的厭惡」（參考資料1）。
2021年8月8日 ·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余英時博士適時地將柯靈屋的歷史觀點引入中文世界，才會使「思想史」 ( ideal history)成為一門顯學，甚至直到今日仍有不少史家將治思想史視為人文社科領域的最高殊榮。 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當代所談的思想史已非十九世紀古典史家所治的那款歷史敘事：在過去，史家透過近乎哲學般的嚴肅融合了亞里斯多德意義上的詩學 ( Ars poetica)來敘述歷史事實，其中不乏隱喻或明喻著《史記》或《資治通鑑》那種有關實踐背後的倫理教訓。 現今的史學訓練，則因為大多民主的多元性與平等性而捨棄了一切有關歷史論述背後的至高價值理想，改由僅僅討論敘事技術問題或方法論的史學研究。
2021年7月16日 · 【1】正如余英時先生回顧：「無論從比較文明史與中國思想史的內在脈絡上作觀察，『突破』都最能刻畫出諸子興起的基本性質，並揭示出其歷史意義。 」【2】，這段話雖針對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際，實際上則可以看出，余先生以「突破觀」之一，貫全中國思想史。 也難怪其研究時段不斷擴張，上溯春秋上古、下迄宋明理學，羅列出四個中國思想史的「突破」，並力求加深加廣的研究，成果卓犖。 【3】此一脈絡，亦顯見於本書。 即使看似獨立的四篇論文，實際上也因作者承同一史觀，而拉繫起一條連貫的脈絡。 而思想上的「突破」，必定繫於知識份子階層之上，在中國史也就是「士階層」。
2021年8月5日 · 總的來說，余英時治史有三大特色： (1) 領域極廣：橫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 (2) 範圍極闊：上自春秋戰國，下至當代，都有專題論著； (3) 擅於援引西方理論：有別於錢穆的牽強附會，余英時用「狐狸」、「刺蝟」 (出自伯林 Isaiah Berlin) 分戴震與章學誠，拿柯靈鳥 (R. G. Collingwood) 的歷史思想與章學誠的相提並論，都是經過咀嚼、消化，言之成理。 余英時對政治保有遙遠的興趣，一生反共，對兩岸三地受壓迫者發不平鳴，這與傳統儒家講究「外王」相一致。 惟其不同意錢穆一味守舊，傾向循序漸進的西化，以實現民主自由為總目標，頗有「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的況味，以及自由主義的思維。
2023年12月12日 · 余氏當時借鑑韋伯的「理念 型」與「宗教倫理」，闡發了比西方「公共知識份子」更早勃興的中國「士」 的精神和後來「儒商」的傳統。 這些新穎且厚實的歷史分析，使余先生的成就 溢出文史，澤被法政社科領域。 余氏還曾引用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的銘言，判明靜觀虔信的古哲，與革命性知識份子的區別。 這也曾鼓舞了筆者去追究列寧、葛蘭西、劉少奇等人概念中的「共產黨員」與「知識份子」間的有機關係。 當時筆者認為，列、葛、劉等強調共產黨人需以「修養」超越「自在階級」，呼應了理念型中無階級的「士」的公共性。 余氏也曾指出，正是共黨菁英曾使許多不限階級屬性的知識人相信中共更講民主，始能在政治與軍事上打敗國府。 而毛的政略多次將「士」斥回官僚資產階級附庸，是大陸政局發生影響深遠的災難性錯誤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