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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0日 · 一則300字不到的 Facebook貼文 ，敘述關於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與女學生之間的傳聞，與她的記憶裡的細節疊合：山上研究室、提醒女同學小心、站不出來的受害者、旁觀者無盡的自責與無力感⋯⋯。. 那幾乎就是當年大學同學親口向蕪安吐露的遭遇 ...
- 修法討論1：申訴依賴公司自治常失靈，是否應有「外部申訴制」？
- 修法討論2：職場是否能比照校園性騷擾，設立通報制度？
- 修法討論3：性騷擾被害人往往非第一時間報案，申訴時效是否要調整？
修法首要需補上的漏洞，是《性工法》申訴制度缺乏外部機制介入的現狀。 勵馨基金會公民對話處倡議組組長郭育吟代表組織受訪，提出應修法讓勞工局也有裁罰性騷擾行為人的實質權力：第一階段被害人向公司申訴後，若對結果不滿意，第二階段可直接向勞工局申訴，並請勞工局針對行為人進行實質的個案調查與罰鍰。 郭育吟表示，可規定公司性平調查至少需一位的外部委員參與、也要求委員具備的專業和性平素養；公司另應有心理諮商、法律諮詢等資源，提供給被害人。勞動部可以仿照衛福部、教育部，搜羅具有處理性騷擾專業的專家，建立人才庫，當企業需啟動性平流程時，就從其中聘請專家。 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郭玲惠則提醒，讓勞工局對行為人罰鍰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因為對部分行為人來說，罰錢沒用，如調職等工作調整，才真的有意義，企業無法迴避內部處理的...
郭育吟分析，「目前的法令是公司做完調查僅『備查』，當事人只要不繼續往上申訴，主管機關就不知道。」相對於校園性騷擾是有疑似案件就通報地方教育局，她認為，職場性騷擾或許不用做到這程度，但可規定公司一旦受理申訴案，就要通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便可以掌握今年有多少企業有人申訴、最終成立或不成立，做通盤檢討。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晉芬則提出反思：建立通報機制，也有可能令某些主管更傾向吃案。張晉芬2018年曾在數間醫院內進行有關性騷擾的研究，調查3,000多位護理人員是否知悉職場內曾發生的性騷擾、後續如何處理、加害人是否受到處分。結果發現，知悉有職場性騷擾發生者近千位，將近一半都表示性騷擾事件後來「不了了之」。張晉芬主張，應明文規定公司必須公布有性騷擾事件發生與最終懲處，讓大家都知道性騷擾是有後...
律師莊喬汝直言，一些情節嚴重的性騷擾，對被害人來說是嚴重的心理創傷，「6個月絕對不足以讓一個人從驚嚇，到創傷，到有能力去提告訴，」很多被害人因此喪失救濟管道。莊喬汝提到，在刑事部分，過去已有討論，是否要將性騷擾罪改為非告訴乃論，就不受6個月時效限制，而享10年追溯期。 但性騷擾的犯罪樣態多元，許多不同情節輕重的個案也可能遇到相同困境。社工督導鄭舒容和我們分享實際服務案例，有人是一年前看病時遭性騷擾，當下因沒證據選擇隱忍，但又因這一波#MeToo運動被觸動，才打來向鄭舒容諮詢是否能用法律維護權益；有人是去年在公共場所被故意觸摸臀部，觀察一段時間，赫然發現行為人是慣犯，也襲擊他人，故站出來提起性騷擾罪告訴，但這些個案受害時間都已超過法定時效。 郭育吟提到時效訂立的難點：性騷擾證據搜集不易，若時效...
2023年6月26日 · 選單. 遲來的台灣#MeToo運動，揭開疤痕後怎麼走下去？. 2023.6.26 最後更新. 2023年5月台灣#MeToo運動，從政黨開始延燒，社群媒體時代訊息快速傳遞，讓不少性騷擾當事人、見證者打破沉默，道出自己的#MeToo故事，從單一聲音如今變成合唱，這把火已從政治界燒進 ...
2018年1月29日 · 2018/1/29. 文字. 林韋萱. 攝影. 吳逸驊. 共同採訪／葉瑜娟. 政治政策. 長照. 照護. 有人說「不要住優等機構」，這句玩笑話，反映了長照機構評鑑制度的不可信。 為什麼勞師動眾的評鑑總看不到真相？ 我們還有更有效的品管方法嗎？ 來自印尼的蜜雪兒（化名），在新北市的私立小型照護機構工作3年。 雖然只會寥寥幾句中文，卻能字正腔圓講出「評鑑」。 機構老闆娘面對評鑑有套作戰策略：平日，蜜雪兒一人要照顧12床，但老闆娘指示她要跟評鑑委員說是「6到8床」；評鑑當天，演技不好的菜鳥照顧服務員會被老闆娘支開，陪著比較愛抱怨老人們一起去醫院復健。 蜜雪兒一直以為自己待的機構評鑑分數很差，但實際上，這間機構在2016年評鑑是還不賴的。
詹金翰指出，去年5、6月韓國瑜鬆口及正式宣布參選總統，六合夜市的來客數就開始下滑，原本各縣市來朝聖的人不再出現，熱鬧的氛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韓國瑜參選高度對立的詭譎感，這讓六合夜市不再是「發大財夢想」的實踐之處。
台灣#MeToo運動揭開了社會積習已久的性騷擾言行。面對不同型態的性騷擾或強迫，我們如何做到「不要就這樣算了」，並提高意識、事先預防，打造性別平等的環境？此文是人人必知、關於職場與校園性騷擾的關鍵十問。
2023年7月20日 · 台灣是全亞洲女性國會議員比例最高的國家，不僅有第一個非出身於政治家族的女總統，是 亞洲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 ，也有相對進步的性騷擾、性侵害立法。 然而，#MeToo當時在台灣的缺席，既不是因為台灣的相關法律已經十分完善，也不是因為台灣社會業已相當平等，而是與另一種缺席有關：欠缺有品質的媒體深度調查受害者的故事並描繪背後的結構圖像，為被害者的可信度提供支撐，因此被害者無法利用輿論法庭（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來發聲尋求正義。 我們在2021年於英文期刊《Politics and Gender》所發表的短文，為 東亞的MeToo運動 與 台灣的缺席現象 提出了上述的分析與觀察。 這樣的解釋呼應許多研究對#MeToo運動緣起的看法。
